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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到日本之后选择在当时的日本已过时的《佳人奇遇》等政治小说并投入较大精力译之。这些都是经过他们的“有色眼镜”过滤之后的选择。林纾作为晚清翻译小说的重要实践者，所译作品一百多部，他对外国小说的翻译是以“有益于今日之社会”［4］为出发点的。在其多种译著的序言中曾屡次表达出翻译域外小说的最重要目的在于激发爱国之思，寄托忧思之泪。就连表面看似“缠绵悱恻、哀感顽艳”的《巴黎茶花女遗事》之所以能获得“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的阅读效果，其原因除去人的爱情故事本身之外，还在于它引起了在封建统治下爱情婚姻得不到自由的中国青年的共鸣。近代知识分子译介外国小说是以“为我所需”的标准实行“拿来主义”，而从取舍标准本身就可看出，近代人所需要的是那些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同时，在翻译过程中，他们还有意识地对原作进行删改，以强化译者本人所要突出的“主题”。翻译文学明确从功用主义文学价值观出发译介西方小说，这在近代中国人看来是有益于社会改良与革命的。

梁启超说:“往往每一书出，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5］由此可见，当翻译作品被引进中国文坛之后，近代作家对这类小说已不再有什么隔膜之感，而且在创作上也深受启发和影响。有了可以模仿、效法的对象，近代小说便开始创作自己的所谓“政治小说”。梁启超创作《新中国未来记》虽是一次不成功的尝试，但日本政治小说观念对中国近代小说所产生的影响已是明显可见，它直接促进了“小说界革命”的发生。域外小说翻译丰富了中国近代小说文体类型、促进了近代小说叙事精神及叙事模式的转变，作家的参与意识得到空前的强化。中国近代小说的观念变革及在创作上所取得的成就固然来自于时代的赐予，但域外小说的翻译引进作为一种外部力量，对中国近代小说观念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从翻译引进西方小说到借鉴吸收西方小说创作的思想与技巧到创作出不同于传统模式的新的小说类型，是文学交流过程中的必然发展，也是立足于接受者的自我文化立场所做出的选择。中外文学与文化交流的诸多事实如日本文学对中国古代文学的接受与再创造、法国哲学对中国儒家思想的吸收与误读等等都可以证明接受者的自我立场、接受视野在文学交流过程中的主导地位。强调这一点的意义在于在文化多样性、多元化，文化相对主义观点比较盛行的当代背景下，注重自我的文化立场去选择、接受异质文化，创造自己的文化，才能真正实现“和而不同”的世界文化理想。

三、媒介:传教士在中外文化与文学交流中的贡献应该得到重视传教士作为介绍引进西方文化的重要媒介之一，其在中外文学交流中的地位应进一步受到研究者的重视。

(一)传教士的翻译活动对中西文化交流的贡献对西方基督教文献及其他著作翻译的最早的发起者和实践者是传教士。据目前掌握的资料看，16世纪末叶，先有耶稣会士发起并身体力行，新教传教士继之做了大量工作。传教士对西方基督教经典、特别是西方科技、制度、人文科学著作及文艺作品的翻译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据统计，17、18世纪至少有80名不同国籍的耶稣会传教士参加了将西书翻译为中文的活动，在400多种译书中，半数以上是关于基督教教义的，三分之一是关于科学方面的，其余是西方制度和人文科学和极少数的文学读物。［6］著名的传教士利玛窦、金尼阁对西方书籍的翻译作出了重要贡献。后者的《西儒耳目资》(1626)最早尝试将中文拉丁化，所译《况义》，即《伊索寓言选集》(1625)，是第一部介绍到中国的西方文学作品。

欧洲早期对中国散文的翻译研究主要以“四书”为主。以耶稣会士为代表的欧洲传教士试图通过对这些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经典的翻译让西方人了解中国，进而寻找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人信仰的对策。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曾于1593年将“四书”译成拉丁文，并寄回国内。意籍会士艾儒略在利氏的传记《大西西泰利先生行迹》中记述道:“利于此时尝将中国四书译以西文，寄回本国。国人读而悦之，以为中邦经书，其能识大原不迷其主者乎?至今孔孟之训，远播遐方者，皆力于利也。”意大利籍耶稣会士殷铎泽和葡萄牙耶稣会士郭纳爵合译《大学》，取名《中国之智慧》，内容包括孔子的传记、《大学》及《论语》前半部分的译文。为欧洲人阅读的方便，该书在每个汉字的旁边都注有拉丁文读音，汉字之下附拉丁文解释，可以说是提供给西方人的一本很好的中国典籍的读物。法国传教士柏应理1659年来华，在中国居住二十余年。1687年，柏应理奉法王路易十四敕令，在巴黎以拉丁文出版《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中文标题为《西文四书直解》。比利时籍传教士卫方济1711年在布拉格大学出版拉丁文本《中华帝国经典》，是这时期西方翻译“四书”最完备的版本，包括《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孝经》、《幼学》六部著作。

该书对欧洲思想界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小说最早被译介到欧洲的时间是1735年，翻译者是法国传教士殷宏绪，其翻译的《今古奇观》的四篇法译文，即《庄子休鼓盆成大道》、《怀私怨狠仆告主》和《吕大郎还金完骨肉》等收入法国耶稣会士杜赫德出版的《中国通志》卷三中。自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新教传教士继续耶稣会士的翻译事业，从翻译质量上看虽不如他们前辈，但由于致力于用于传教的通俗性小册子和课本的翻译，对中国民间接受西方文化产生了一定影响。传教士翻译家如马礼逊，翻译出版《使徒行传》、《新旧约全书》等多部著作。伟烈亚力完成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的部分章节及其他数学著作的翻译。晚清思想家王韬对这个译本非常赞赏，在其日记中写道:“几何之学，素重于泰西。自利马窦入中国，与徐文定公译成此书，其学乃大明。然原书十有四卷，有未全之憾。定九梅氏谓精奥处皆在后八卷，前数卷略备轨法耳。匿其所长而不以告人，犹有管而无钥也。今西士伟烈与海宁李君不惮其难而续成之，功当不在徐、利下。”［7］另外，《代数学》、《重学》(物理学)、《天文略论》、《全体新论》(解剖学)、《博物新编》、《植物学》等一批影响较大的科学著作相继翻译出版，这些出版物为中国读者了解相关科学知识发挥了重要作用。从深层次讲，它们对西方科学精神引入近代中国做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1852年出版的魏源的《海国图志》百卷本引用了大量世界地理的材料，据统计，在所引外国人著述中，明末清初传教士的文字占20%，19世纪传教士的著作和翻译文字占80%，由此也可看出传教士的翻译活动和成果对中国思想文化变革的影响之大。1887年，美国传教士狄考文提出科学可以作为宗教的同盟，希望传教士在此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完全可以这样认为，真正从文化上打开中国大门的是西方来华的传教士，他们的翻译活动的初衷虽是为了传播上帝福音，但在客观上推动了将西方的科学文化和制度文化传入中国，进而加快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步伐。

(二)传教士对中西文化交流的另一个贡献是创办报刊杂志，为中西文化交流提供新的媒介办报刊办杂志对传教士而言其目的当然如翻译一样主要还是为传播基督教教义，但由于在这些报刊上同时刊载大量西方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的文章和及时新闻报道，这就为中国人了解西方打开了一个非常快捷的通道。著名的中文报刊如《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在马六甲)、《特选撮要每月记传》(1823年在巴达维亚)、《天下新闻》(1827年在马六甲)都是由传教士创办，这些基本都是在中国境外。最早在中国国内出版的中文期刊是传教士郭实猎主持创办的《东西洋每月统记传》。一般认为，其办刊时间为1833年至1837年。德国籍传教士郭实猎，曾在新加坡、马六甲作为尼德兰传教会成员传教，后到中国从事公务活动，他具有很强的言语能力，通德、英、荷兰等国语言，后又学会中文，此人非常勤奋，著述达85种之多，中文著作有61种，所编的《东西洋考》由于刊发大量的世界各国地理、历史、宗教、经济、政治、科学、技术、新闻、风俗、文学等方面的知识和信息，为中国人了解世界打开了一扇窗口。郭实猎在其亲自起草的一份办刊缘起时说:“当文明在世界各处取得迅速进步并超越无知与谬误之时，———即使排斥异见的印度人也已开始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提供整理，提供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代写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留学生论文，代写英文论文，留学生论文代写相关核心关键词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