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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们与他们长久交往，他们仍自称为天下诸民族之首尊，并视所有其他民族为‘蛮夷’。如此妄自尊大严重影响到广州的外国居民的利益，以及他们与中国人的交往。———其出版是为了使中国人获知我们的技艺、科学和准则。”［8］为便于中国人接受，文章作者常常引用中国儒家经典尤其是孔子的话作为依据。需要特别的指出的是，他们有时会声明并强调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有很大不同，但不妨碍“合四海为一家，联百姓为一体，中外无异视”［9］这样的观念和看待东西方文化的视角即使现在看来也是非常有远见的。《东西洋考》刊载文艺性论文为数不多，但有一篇题目为《诗》的短文谈中西诗歌问题值得注意。文章首先引用孔子“思无邪”的观点阐述中国传统诗论对诗歌本质和功能的看法，同时，向中国读者介绍欧洲诗歌，其论析不乏比较文化的视角，“汉人独诵李太白、国风等诗，而不诵欧罗巴诗词，忖思其外夷无文无词。可恨翻译不得之也，欧罗巴诗书万世之法程于是备。善意油然感物而兴起，豪烈豪气于是乎生，精神涌发乐而不过无一理而不具矣。盖欧罗巴民讲异话，其诗书异类。诸诗之魁，为希腊国和马之诗词并大英米里屯之诗。希腊诗翁推论列国、围征服城也，细讲性情之正曲，哀乐之缘由。所以人事浃下天道，和马谓诗中之魁。词诗翁兴于周朝穆王年间，欧罗巴王等振厉文学，诏求遗书搜罗。自此以来学士读之，且看其诗相无稍逊也。夫米里屯当顺治年间兴其诗说始祖驻乐园，因罪而逐也。”［10］最后，作者用“沉雄俊逸”、“词气壮、笔力绝”等词对弥尔顿的诗歌特征做了简要概括。传教士报刊作为全新的传播中西文化的媒介值得研究的问题非常之多，以上只是以一个个例稍作说明。

(三)传教士的翻译和文学创作对中国文学的影响首先看语言方面。中国文学由古典走向现代的最重要标志是文学语言的变革，新文学的白话语言虽然不可能不受到古典白话的影响，但所用的主要是欧化了的白话。欧化的白话语言的直接创造者是近代来华传教士。［11］综观传教士对中国新文学语言的影响，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传教士的传教翻译活动大量运用白话语言对中国现代白话文运动和语言变革产生了重要影响，著名的基督教研究专家王治心先生谈到太平天国运动时曾很有见地地指出西方传教活动在语言方面的影响，在其名著《中国基督教史纲》中说:“现在我们所提倡的白话文，以为是文学革命的产物，是空前的，却不知道当太平天国的时候，早有过一番改革。

我们且看一看他们所用的经典与文告，有好几处很通俗的东西，这些东西是很浅近的，与现在的白话差不多。想不到在贵族文学极盛的时候，竟有这种平民文学出现。”［12］为将基督教义及其他知识传播到民间，能为百姓接受，选择通俗易懂的白话是最好的手段，在传教士影响下太平天国如此，其他时期的传教士其实也是这样做的，他们将《圣经》用俗语进行翻译，初期所用是古白话，至18世纪70年代，已开始出现欧化的语言。所编教材也都是用浅近的白话文字写成。传教士的创作在语言方面对中国文学也产生了影响，主要表现在语法方面(如由古代白话诗的单音节变为双音节为主，像“仰望天堂一心向上，走过两边绊人罗网”。)在词汇方面，传教士的翻译和创作大量引进了很多西方新词，丰富了中国文学的词汇。传教士的小说创作对中国新的小说文体的影响。如何界定传教士的文学创作是一个问题。从宽泛意义上讲，传教士围绕自己在中国的游历和传教过程所创作的文字都可作为文学创作来看。著名的汉学家美国学者韩南先生提出“传教士小说”的概念，他界定为“‘传教士小说’，我指的是基督教传教士及其助手用中文写的叙述文本(以小说的形式)”，。［13］对于传教士的作品是否是小说，能否真的被看作小说———传统小说和西方小说。韩南先生的回答是肯定的，其主要标准主要是从形式上的判断，包括运用白话(普通话或方言)写作，形式上采用中国传统的章回小说的形式(分若干章，常用“回”这个词)或前现代西方小说的叙事形式。郭实猎《赎罪道传》通过个人叙事教授基督福音，米怜《张远两友相论》，讲述基督徒与他一个邻居的12次会面，讨论基督教义问题。

这些传教士小说的叙事方式尤其是其中的对话、议论对中国近代小说创作的影响一定比较直接的，只是我们在此方面还缺乏基本的研究。再是文学观念的影响。传教士的小说创作对中国文学的影响除语言方面之外，还有小说观念的影响。周作人于1920年曾指出:“我记得从前有人反对新文学，说这些文章不能算新，因为都是从《马太福音》出来的;当时觉得他的话非常可笑，现在想起来反要佩服他的先觉:《马太福音》的确是中国最早的欧化文学的国语，我又预计他与中国新文学的前途有极大的关系。”［14］可见传教士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是事实上的存在。晚清“新小说”与传教士傅兰雅发起的小说征文直接相关。1895傅兰雅发表公告，［15］对参赛小说提出要求，必须对社会有意义，要对当时中国社会的弊病———鸦片、缠足和八股文进行抨击并提出救治的办法。这种功利主义的小说观对梁启超等倡导新小说也产生了影响。［16］传教士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和地位的研究尤其是他们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影响是新的课题，希望有更多的学者进一步关注。总之，在新的文化背景和文化视野下，中外文化交流有着更多更新的变化，对之的研究从理念到方法也必然要有新的推进。

摘要:摘要:在新的文化视野下，中外文化交流有着更多更新的变化，对之的研究从理念到方法也必然要有新的推进。比较文学研究的方法应该在以文学研究为中心的基础上走综合研究之路。在关注文学交流过程中的文学思想、文学形式等方面的相互影响的基础上，要透过文学文本的解读，综合其他学科的方法揭示出其中所蕴涵的相关信息，如社会信息、文化信息等等。文学交流中的任何接受活动都是自觉或不自觉地从自己的立场出发，有选择地接受外来文化从而创造发展自己的文化。传教士在中外文化与文学交流中的贡献也应该得到更进一步的重视。

关键词:中外文学交流世界文化文学研究方法传教士

参考文献:

［1］罗素:《中西文化之比较》，转引自《一个自由人的崇拜》，时代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8页。

［2］［法］艾田伯:《比较文学之道———艾田伯文论选集》，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32页。

［3］徐念慈:《余之小说观》，《小说林》1908年，第9、10期。

［4］林纾:《鬼山狼侠传》，商务印书馆，1905年版，转引自陈平原、夏晓虹《20世纪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43页。

［5］梁启超:《译印政治小说序》，《清议报》第一册，陈平原、夏晓虹《20世纪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2页。

［6］王克非:《翻译文化史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63页。

［7］(清)王韬:《王韬日记》，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69页。

［8］［9］［10］《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导言》(影印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2、13、195、195页。

［11］［14］袁进:《重新审视欧化白话文的起源》，《文学评论》，2007年第1期。［12］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52－153页。

［13］［美］韩南:《新小说前的新小说———傅兰雅的小说竞赛》，载《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