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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9年瑞典人斯特拉连伯格发表《东北半球民族语言的元音和谐》一文,探讨了乌拉尔诸语言和阿尔泰诸语言之间在语音结构上的共同性,揭开了乌拉尔—阿尔泰语言共同体研究的序幕。自19世纪后半期,语言学家Ros-ny、Dallet、Ross、Boller、W inkler、Grunzel等人开始探讨韩国语与鞑靼诸语(大体上相当于乌拉尔—阿尔泰诸语言)之间的联系,但没有做出具体的语言事实的比较。此后白鸟库吉在1914—1916年之间写出了《朝鲜语和Ural-Altai语的比较研究》一书,列出了595个条目,单词800个以上,将朝鲜语与满—通古斯语族、蒙古语族、突厥语族的诸语言及其多种方言进行比较,指出朝鲜语在语音上与乌拉尔—阿尔泰语的相同或相近之处及在词汇和语法方面的类似之处。最后指出,在乌拉尔—阿尔泰语系中,应该在芬兰—乌戈尔语族、萨莫耶德语族、突厥语族、蒙古语族、通古斯语族五语族之外,再加上朝鲜语[1](153)。

乌拉尔—阿尔泰语系假说的立论,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类型学的相似性基础之上的。但进入了20世纪后,这个假说遭到越来越多的质疑,最终学者们将乌拉尔—阿尔泰语系划分为乌拉尔语系(包括芬兰—乌戈尔语族和萨莫耶德语族)以及阿尔泰语系(包括突厥语族、蒙古语族、满—通古斯语族)。

第一位正式把韩国语纳入阿尔泰语系范围内讨论,深入探讨韩国语的语系归属以及与阿尔泰诸语言的亲缘关系的学者,当属兰司铁。他在任驻日外交官期间,开始接触韩国语。他最初敏锐地发现韩国语与蒙古语族、通古斯语族的指示代词之间存在对应,进而把他的研究领域扩展到了韩国语,并于1924—1926年之间,跟随日韩人学习韩国语并收集语料进行研究。1928年,他在赫尔辛基发表《论韩国语》一文。学界一般认为,最早专门探索朝鲜语和阿尔泰语系关系的是前苏联学者波里瓦诺夫,他于1927年发表了《朝鲜语与阿尔泰诸语的亲缘关系》。但兰司铁的《论韩国语》一文的日文版《朝鮮語の沿革について》于1926年已在日本发表。所以,实际上兰司铁的研究比波里瓦诺夫还要早些。在这篇文章中,他运用历史语言学的方法,将韩国语与阿尔泰诸语言进行语音、语法和语汇的比较,并把韩国语与突厥语、蒙古语、满—通古斯语共同归于阿尔泰语系。在他以后的专著《阿尔泰语言学导论》中,他仍继续坚持这一观点,在探讨阿尔泰诸语言的语音和语法形态要素的对应规则时,始终把朝鲜语的材料置于和突厥语、蒙古语、满—通古斯语材料同等重要的地位。此外,他还撰写了《韩国语的名词后缀》《韩国语语法》《韩国语语源学研究》《韩国语语源学研究二集》《韩国语语源学余论》《增补韩国语语言学研究》等一系列相关论著,深入论证韩国语隶属于阿尔泰语系。兰司铁之后,西方语言学家司垂特和鲍培都继续研究并推进韩国语和阿尔泰语系之间的亲缘关系研究,但在韩国语何时从原始共同体中分化出来这一问题上,他们的认识有分歧。

在韩国国内,早在光复前,安自山等人就开始对韩国语和周边的满语、蒙古语、日本语等进行了比较。光复后,以李基文、金芳汉等为代表的学者,也开始在阿尔泰语系的大视野下审视韩国语,在倾向于肯定韩国语隶属于阿尔泰语系的同时,也对西方语言学家的一些认识做出自己的修正。https://www.51lunwen.org/hanyuedu/ 也有学者尝试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语言比较,探讨韩国语的语系归属,如姜吉云将韩国语与萨哈林的吉利雅克语、阿依努语、日本语、达罗毗荼语、汉语、土耳其语、满语、蒙古语一起进行比较。与此同时,李基文、金芳汉、朴恩用、金东昭、金炯秀、成百仁等,也将视线由整个阿尔泰语系缩聚到与韩国语毗邻的满语(女真语)、通古斯诸语、蒙古语上来,将韩国语与这些语言单独比较。

二、韩国语语言底层分析———探索韩国语语系归属的切入点

多数主流语言学家都承认韩国语和阿尔泰诸语言之间存在许多共同特征,如李基文认为: 1.都存在元音和谐;2.词头辅音都受到限制; 3.都属于粘着语; 4.都没有元音和辅音的交替; 5.都没有关系代名词和接续词; 6.都有副动词[2](23)。但长期以来,很多学者也认为虽有这些共同特征,但运用历史比较法来考察韩国语,就会发现韩国语和阿尔泰语系没有印欧语系语言间那种齐整的对应规律,所以有人据此做出韩国语语系不明的结论。对此,赵杰先生在其《从日本语到维吾尔语———北方民族语言关系水平性研究》一书中谈到:“要探索韩国语来源的问题,在‘历史比较法’的基础上,综合运用‘语言底层’理论和语言接触所带来的新材料来寻根觅源,真正说清楚韩国语的源流线索及其组成成分,那就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语系归属的澄清问题,而是一个民族发生、发展和文化类型的生成的大事了。”[3](44)赵杰先生认为,韩国虽然现在称自己的语言为单一语言,但追溯这种单一语言形成的历史,却与其他语言有着密切的关系。就语言底层而言,上古时期,韩半岛上至少有非阿尔泰语系的另外两种语系的语言进入,充实韩半岛的土著语。所以欲探求韩国语的语系归属,首先要弄清楚是哪种语言在韩国语形成的初期充任了底层。他认为,韩国语最早的土著语很可能是完全具有阿尔泰语言的特征,具有和其他阿尔泰语言相同的语法框架,并且带有南部通古斯诸语的特点。从考古学、人类学、历史资料提供的线索来看,在远古时代,可能移入了中国大陆南方的稻作民。如韩国语的“稻米”一词,除了由于历史音变尾元音脱落外,与亚洲水稻栽培的起源地语言达罗毗荼语的“稻米”一词基本保持一致。类似这样的农耕基本词,在远古小国独立并存的时代,直接借用的可能性很小,所以很可能是随着稻作文化向东北亚地逐步传播,经由移民带入的。为避免孤证,赵杰先生又列举韩国语和中国吴越方言的“快”、“这个”、“谁”、“水田”等词在语音上的一致性,进一步论证韩国语中存在的远古吴越语底层。

从历史典籍提供的资料来看,当时的三韩族群除了马韩,都有黄河流域的华夏人移入,移民语充实了韩半岛固有语言的音系和词汇体系。所以韩国语早在大量吸收了汉语成分的中世韩国语阶段以前,在远古时代就已经吸收了很多底层成分。为此,赵杰先生列举韩国语的代词体系以及一些基本词汇与上古汉语的语音对应,来论证韩国语的华夏语的底层成分。这些词汇与后来严格按照韩汉音体系借入的汉字词不同,由于借入年代久远,加之又经过了固有语音体系的改造,看起来已经面目全非,但仔细对比汉语上古音,还是可以确定它们的华夏语渊源的。

赵杰先生认为,在探索韩国语语系归属的同时,深入研究韩国语中的不同历史阶段借入的外来语言成分,依然具有重要意义。近两个世纪以来,西方语言学对不同语言之间相互借用所形成的内在规律的研究,远不如亲属语言的比较研究成果多,究其原因,是说印欧系语言的民族在古代大多是游牧征伐型的,语言的原型很快移居它地,没有经过长期的磨损而容易找到亲属同源分化的规律。但东方尤其是东亚大陆说汉藏系语言的民族,古代先民大多数是农耕渗透型,诸语言原形杂处交融,慢慢地相互同化。因此,历史比较法的同源成分基本词汇系统性和规律性的语音对应关系,也不同于语言接触和影响中的异源成分双语词系统性和规律性的融合方式。韩国语生成于阿尔泰语系,但却接受了汉藏语系的影响,借用大量华夏语、汉语成分慢慢融合后形成现在的韩国语,这其中的许多方法和形式,可以极大地丰富世界上尚不发达的语言接触理论。的确,深入地研究早期的韩国语的华夏语、汉语等底层以及后来借入的中古汉语成分,会给语言接触的方法论提供丰富的例证。此外,对底层成分、借用成分的研究也同样是为历史比较服务的,因为运用历史比较法进行语言研究的第一步,就是要收集、鉴别材料,剔除那些于历史比较无关的偶然同音和借用现象。很多西方语言学家就是没能很好地剔除这些成分,造成了偏误。如兰司铁就曾将“只今”、“真珠”等韩国语中的汉字词用于比较,鲍培也曾将韩国语的日语借词“靴”用于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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