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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757年,广州成为华南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除了俄国商队跨越中国北方边疆,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商船往来澳门而外,中华帝国与西方列国的全部贸易都聚会于广州”。[1](P304)英国的对华贸易始于1637年,“第一次来的英国人,除了通过一位只懂中葡语言的通事,就无法与中国人打交道”。[2](P66)1699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广州设立商馆,中国洋泾浜英语随后产生,并且迅速取代了洋泾浜葡萄牙语成为广州中外沟通的语言。由于本文以广州时期的中国洋泾浜英语为研究对象,因此本文称为广州英语。章文钦[3]、刘圣宜、宋德华[4](P85~88)、周振鹤[5](P131~139)[6](P145~150)[7](P77~84)、吴义雄[8](P172~202)、张振江[9]等学者已经从不同侧面进行了研究。以他们的研究为基础,通过对历史文献的分析,本文讨论广州英语使用者的职业构成。2清政府限定了可以与外国商人直接交流的群体,广州英语使用者因而局限在外贸、服务等行业中。这些人以行商、通事、买办为主,另有店铺主、商馆仆役、船户、鸦片贩子、疍民等。行商属于官方特许的对外经商群体;通事和买办都需要政府的认证,他们属于半官方性质的群体(但在通商后期,有部分未经认证的通事和买办混迹其中)。其余店铺主、商馆仆役、船户、鸦片贩子、疍民等,都是民间性质的群体。外国人为了交流的顺畅,通常舍弃标准英语而使用广州英语与中国人交流,他们也是广州英语的使用者。

1·官方和半官方性质的群体(1)行商。清代的广州十三行是广州商人的团体贸易组织,其起源可以上溯到明朝后期。[10](P436~437)十三行的业务范围,开始时偏重于“夷货与民贸易”,后来转于“与夷互市”。其交易对象,由开始的南洋诸国转向随后的西洋诸国。十三行的行商有闽籍、粤籍、徽籍的,[10](P59注[28])承商时都必须交纳4万至20万两银子,从户部领取一种部帖,承认其包揽某种外洋贸易。[10](P80注[23])十三行的性质,开始是评定货价、承揽货税的商业团体,之后兼及政府的外交行政。[10](P45)而行商,“以经济言,行商为对外贸易之独占者,外人不得与中国其他商人直接交易。以政治言,行商有秉命封舱停市约束外人之行政权,又常为政府官吏之代表,外人一切请求陈述,均须由彼辈转达,是又有唯一之外交权”。[10](序P5)如对外贸易、“夷馆”建造、约束外商均由行商主之。[10](P14)《南京条约》签订之前,外商禁止进入广州城,外一切请求均由行商、通事代为转递。[10](P94)对外交涉事宜,也全部由行商担当,如嘉庆朝,上谕令行商和通译赴京城向礼部衙门报到,以备迎接英国使团;[10](P234注[59])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十三行行商以停止交易要求英国人罢议进城;咸丰七年(1857年),伍崇曜等行商赴英船见领事巴夏礼调停战事;鸦片战争之后,据蒋廷黻,“谓两江、两广遇有外交案件,仍依畀旧行商如伍崇曜及吴健彰诸人”。[10](P219、P398、P218~219)在经济贸易、政治外交、日常管理各方面,行商都直接与外商接触,不少行商学会使用广州英语来进行沟通。[8](P193~194)如据敬能堂的《潘氏族谱》和潘月槎的《潘启传略》,潘启官,即潘振承,壮年由闽到粤,通晓广州英语,最初在陈姓行商的商行中经理事务,后自己成为行商。[10](P260)经官梁纶枢也会说广东英语。[11](P112)行商的广州英语口语平平,他们对英语书面文字也是所知甚少。马士说,行商对英语最基本的文字一知半解,要通过行商把一封信忠实地翻译出来,困难无比。[12](P30、P6)据道光《南海县志》记载,嘉庆年间行商郑崇谦曾译刊《种痘奇书》一卷,但据日本田崎哲郎的研究,该书是由斯当东翻译,郑崇谦书。[10](P308~310)因此,此书可能只是托郑崇谦之名印行以推广,郑氏并没有能力完全翻译该书。在英国东印度公司广州夷馆收存有嘉庆年间广东行商致英公司大班的中文函件30件,[10](P254注[122]章文钦补注)这也说明行商对外商行文仍以中文为主。(2)通事。除了行商以外,在其他中国人当中,和外商联系最密切的就是“通事”,通事的最初和最主要之职是代外人传译。最初澳门有所谓的“岭南通事”,他们随葡萄牙人东来广东沿海后就出现了,大多是澳门的中国百姓,也有少数是长期生活在南洋一带的水员,他们通晓的是洋泾浜葡萄牙语。[13](P45)中英通商之后,通事最初也多在澳门一带汇集。外国船舶在粤东海面进口时必先在澳门停泊,赴澳门同知官署报告,领取印证及雇请翻译及引水。[10](P114注[24])粤海关在澳门设有“海关监督行台”及“税馆”,所以亨特指出,这一时期的买办是在澳门雇请。[14](P20~21)澳门的通事、买办多来自福建,[10](P69)他们有可能是在闽海关关闭之后流入广东的。外国船舶由引水带至黄埔停泊,外商乘坐小艇至广州商馆居停,直至商船将进出口货物和交纳税饷等事情处置完毕,大约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外商在广州居留的时间一直延续到贸易季节结束,然后返澳门居住或回航。因此,广州的通事开始活跃起来。通事的职责包括:一是翻译皇帝的上谕和政府的通告,如将雍正七年(1729)的上谕告知英国大班特纳,[2](P215)去商馆分发政府有关外商事务和黄埔的船只或伶仃的“趸船”的通告。

二是在总督、海关监督等政府官员和外商之间转交信件,如外商禁止入城,其请求陈述均由行商和通事代为转递;[10](P94)英商自行投递的信件不为官员接受,仍由通事转交英商。[2](P451)三是对外商及其水手的不法行为负责。如外商夹带鸦片入口、偷运官银出洋、外国水手犯案等,通事都会受到政府官员的严惩。[10](P189、P179)四是为外国军队行外交之利。如东裕行行商谢家梧是澳门土著,初为通事,后升为总通事,嘉庆十三年(1808年),英国海军欲在澳门登陆,英国东印度公司请谢氏开导澳方。[10](P328~329)五是为外商的日常活动行督导、陪同之责。道光七年(1827年)之后,允许外商每月逢三逢八前往花地游览,通事必须陪同并督导他们的行为。[10](P378~379)六是教授外人汉语。英商布朗请求两广总督批准中国人教授英商会话以通中国法律,两广总督回复说,“现今通事买办,即系内地民人,尽可学话,不必另雇内地民人教话,致与定例有违”。[10](P157)通事们的广州英语水平不高,亨特说他们只懂中文,不懂英文。英国人碰到一些广东通事担任译员时,为了预防碰到某一通事的广州英语可能需要解释,往往还要依靠商馆里的英国人再次“翻译”。[12](P35)1784年,英国大班将信件自行交到正海关监督衙门,信件被官员让通事头目带回商馆,通事头目要求英人把信件的内容说明。[2](P420)这说明通事头目不懂英国文字。(3)买办。中国口岸的买办有两种意义,在1737年以前指船上的小商贩或为停泊在黄埔的外国商船采购伙食的人;后来才用来指称外国商行中的总出纳和经纪人。[2](P179注[1])买办通晓广州英语,最初为停泊在黄埔的外国商船提供日常生活用品,同时也是中国普通百姓和外国人接触的媒介。清政府1760年制定8项与外国人通商的规定,经1810年修订,1819年重申,其中第三条强调“若无船上买办在场,其他船夫民人等不得与外国人接触”。其后,买办负责为广州商馆内外商雇佣和管理运货、守门、汲水等仆役,[10](P378~379)这些仆役通常是买办的亲戚,并由买办举荐、担保。[11](P8)1737年,买办开始出任商馆“总出纳”一职。[2](P257)充任买办者一般是广东土著,由族长等人作保,政府核准。嘉庆十四年(1809年)议准的总督百龄、巡抚韩崶《酌筹民夷交易章程》六款,其中规定:“夷商买办应令澳门同知,就近选择土著殷实之人,取具族长保邻切结,始准承充,给予腰牌印照。”[10](P165)2·民间性质的各群体(1)行伙及其他商人。19世纪以来,由于行商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提供整理，提供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代写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留学生论文，代写英文论文，留学生论文代写相关核心关键词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