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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古时期在东北亚地区存续二百多年的渤海国,积极从事与唐廷和日本的文化交流,促进了其政治体制的成熟和经济的发展,从而将渤海国建设成著名的“海东盛国”。渤海国对盛唐的文化全盘吸收,使用的是拷贝式的摄取方式;而与日本的文化交流,则是同一文化圈内各子文化系统之间的借鉴式交流。渤海国热心对外文化交流的动因,最初是出于藩国本身政治和军事的需要。渤海国在政治实体消亡后,灿烂辉煌的渤海文化几乎顷刻淹灭,也成为一个令人费解的文化史之谜。

[关键词]　渤海国唐廷日本拷贝借鉴文化交流

一

中古时期,在中国东北地区存续二百三十年(公元698-926)之久,被唐朝政权称为“海东盛国”的渤海国,曾经创造了“大抵宪像中国制度”[1](p.6183)的灿烂文化。但是随着这个割据政权在公元926年被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吞并,竟没有片纸只字的文化史料遗存下来。这对于一个“地方五千里”,拥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一百余县,并且设有主管王国图书经籍、天文历法、撰修著述的“文籍院”的泱泱藩国来说,是一个令人费解的文化史之谜。渤海国在中国国内没有留下自己书写的、形诸文字的文化史料。

最早记载渤海国事迹的,是汉人刘建章著的《渤海国记》三卷,此书早已失传。据说后晋刘编著的《旧唐书·北狄传·渤海传》那不足1700字的记录,便是从刘建章此书中摘取的。在20世纪之前,涉及渤海国事迹的中、日、朝、韩四国文献、典籍刚过五十之数(51部,记录片言只字的也算上)、文字刚过八千、掌故不足四百[2](p.123)。这是根据金毓黻先生《渤海国志长编》所辑资料作的统计。加上金先生未予辑录的、中国的《太平御览》、《元史》、《明史》、《新元史》等五部典籍;朝、韩的《渤海世家》、《朝鲜民族史上的渤海考》等八篇著述;以及俄罗斯的部分文献,在篇目上仍不足八十之数。

值得庆幸的是,在日本史籍中保存了数量可观的、渤海国使者的国书、牒文、诗歌等,成为研究渤海国文化不可多得极其珍贵的资料。20世纪初以来,经过中、日、朝、韩、俄罗斯等国专家学者对考古挖掘资料的整理、对沉积在各种史籍中文字史料的钩沉辑佚,使得渤海国的形象日益凸现,初步展现了东北亚地区这一耀眼文化现象的英姿。就是这初步的发现,也使人们惊奇地看到:渤海国文化在档次上,于盛唐文化的辉煌笼罩下并没有黯然失色,而是象一轮银辉铺地的明月,高挂在中古东北亚的上空,反映着盛唐文化骄阳的灿烂光辉。

从现存史料看,渤海国作为一个地处边鄙的落后民族群体,能够在短短二百年中创造出灿烂夺目的文化现象,除了该藩国劳动人民勤劳从事生产活动的原因之外,主要得益于藩国统治者注重和周边民族、特别是和中国中原政权唐廷以及日本的文化交流。文化的传承演变主要采取三种方式:进化、播化和涵化,其中的播化与涵化过程,就是文化交流的两个重要阶段。文化的播化有赖于一定文化圈的形成,而其动力在于“中枢指向”(Central Direction)的渗透压;文化涵化有赖于两种以上文化层次落差的形成,而其动力在于低层次文化拥有者对高层次文化的“追忆共同体”(Anamnaestic Core-ceptor)意识催化下的、对先进文化的醉心与追慕。

在中古时期,渤海国、日本共同处于盛唐文化圈范围内,它们对盛唐文化的醉心与追慕是相通的;但是却存在有无追忆共同体意识的重大差别。因此面对如日中天的盛唐文化中枢指向的渗透压,却采取了拷贝和借鉴两种不同的文化摄取方式。而渤海国、日本之间的文化交流,只是在中后期才达到文化圈内同一层次上的平等交流与借鉴。这与渤海国出于军事、政治目的与日本进行双向交流的外交策略,和日本对渤海国的某些误解不无关系。

文化交流是多取向、多渠道、多内涵并且方式多样的文化流动现象。受史料所限,本文拟从渤海国在意识形态、生活方式以及文学艺术等三个方面与唐廷、日本的文化交流出发,作一初步探讨,并据此得出几点认识。同时,对渤海国文化现象一度淹灭于史籍记载的迷惑,试图作一个初步的回答。

二

渤海国上层热心于对周边民族、特别是汉族中原政权唐廷和日本的文化交流,最初是出于政治和军事的需要。在这里,文化交流现象是伴随政治、军事的交流发生的。渤海国建立于武则天执政的圣历元年,建国之后,开国之主大祚荣为了自己统治的稳定,首先积极响应唐廷对其的承认与封赐,并将长子大门艺送到长安充当人质,表示臣服于唐廷的决心。同时结交契丹、结盟东突厥并接受其“监控”、接受新罗的封赐(只是可怜的“五品大阿餐”)。这种低调的外交姿态,为刚刚立足的渤海国割据政权求得了一个安定的生存发展环境。渤海国与日本的交往,始自第二代国王大武艺时期。

据朝鲜史书《三国史记·新罗本纪》记载:公元720年即大武艺即位的当年,日本就曾派遣六人组成的使团访问渤海国,当时以“观其风俗”为目的的这一使团并没有引起大武艺的多大兴趣,也未派使臣回访日本。公元726年即大武艺继承渤海国王位的第七年,唐廷在渤海国的北疆扶植黑水部,设置黑水都督府。在这种情况下,大武艺对唐廷产生了二心,开始谋划与唐廷的抗争。为了解除新罗这一后顾之忧,便开始了与隔海相望的日本的交往。大武艺在给日本圣武天皇的、也是渤日交往的第一封国书中,自称“复高丽之旧居,有扶余之遗俗”[3](p.3)。结果引起日本天皇的误会。

然而随着两国使节的不断往还,这一由误会引起的争端便很快消除,不久,日本派遣兵船三百艘,发动了对新罗的海上攻战,从而使得大武艺在与唐廷的战争中,新罗除了一次失败的对渤海国的出击之外,基本没有再轻举妄动。大武艺在结交日本、牵制新罗之后,北征黑水、南袭登州,结果以失败告终。在唐廷的宽宏大量不计旧恶政策的感召下,恢复了对唐廷的臣服关系同时也保持了与日本的交往。

大武艺的中子大钦茂比乃父聪明三分:他在即位后表面上对唐廷唯命是听,遣使朝唐,请写各种典籍制度,一幅虚心学习恭谨效忠的样子。拷贝唐廷的典章制度正是从此公开始。这自然从根本上麻痹了唐廷的神经。而对于日本,已经更号为渤海国王的大钦茂竟然比乃父更进一步,公然自称“高丽国王大钦茂”,以取悦于日本上层,换取日本在军事、政治上对他的支持,达到利用日本钳制新罗的目的。同时,不动声色地北并拂涅、铁利,蚕食部分黑水部落,为大仁秀时期吞灭黑水全域北扩疆土,创造“海东盛国”大气象打下了基础。从渤海国来看,前期对唐廷、日本的交往,基本出于自身政治军事的需要,在外交上是将策略放在首位的。而唐廷乃至唐之后的中原政权,对渤海政权及其后裔从来是优遇有加的。

《通典·卷六》载,唐代“诸边远州(当然包括号称渤海国的忽汗州)有夷僚杂类之所应输课役者,随事斟量,不必同之华夏”。在具体征收赋税的措施上,有的只要贡纳当地的某些土特产品即可,同时朝廷还要回赠数量更多的赏赐。从现有史料看,渤海国一直享受这种优遇政策是没有问题的。与唐廷一脉相承,《宋史·卷四九一》载:渤海国亡之后,“其酋帅大鸾河率小校李勋十六人,部族三百骑来降”,宋太宗设宴招待、封官加爵不算,还特别关照有关部门:“夫夷落之俗,以驰骋为乐,侯高秋戒候,当与骏马数十匹,令出郊游猎,以遂其性”,并且“以缗钱十万并酒赐之”,以为游猎消费之用。这种对流亡酋长的关怀备至的优遇,用中原政权惯于“以夷制夷”、或封建帝王好大喜功是很难予以解释的。而在日本朱雀天皇延长八年(公元930),臣属于辽的东丹国(渤海亡国后旧地被辽太祖改为东丹)使臣、原渤海国文籍院少监裴访日,日方因裴?叛国求荣而对其没有好感,接待甚为冷淡,与接待原渤海国使臣、包括乃父大诗人裴形成强烈反差。

这种反差,只能用日本在与渤海国的交往中,非常珍视二百年来建立的友谊来解释。由此看出:唐廷乃至其他中原政权以及日本,对渤海国的优遇是发自内心并且有原则立场的。政治上的交往,是以政治制度先进、完善的民族产生中枢指向的渗透压,来影响政治制度落后、不完善民族作为主要流动方式的。这种交流,必然产生意识形态方面的辐射式流动。中原儒释道三教对渤海国的影响及渤海国同日本之间的佛教交流,是这种流动的表现形式之一。族原本信奉萨满教,建国之后在与唐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提供整理，提供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代写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留学生论文，代写英文论文，留学生论文代写相关核心关键词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