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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表现模式和中国的传统描摹手法。该画集在费城的展出被称为“首次有关中国的最精美艺术展览”。麦志明对于这一画集的创作过程，其涵盖的主体、绘画风格、美学特质和影响做了概述和分析。浙江大学的沈弘对于美国人西德尼·甘博于1917年拍摄的一组杭州老照片进行了介绍和点评。西德尼·甘博的家庭跟杭州的美国长老会传教使团关系密切。他本人跟之江大学校长费佩德也是亲密的朋友，曾一起参与了一个历时4个月的西藏摄影之行，留下了数以千计的黑白照片。甘博于1917年拍摄了数百张杭州的照片，跟费佩德的杭州老照片形成了有趣的对比。该论文分析了西德尼·甘博1917年杭州老照片的4个独特方面，它们构成了一幅多彩的全景图，忠实地展现了杭州这个古老城市和当地居民。中国台湾辅仁大学的林丽里通过晚清上海文人王韬的域外游记《漫游随录图记》，探讨在晚清时期西学东渐的背景下，中国文人对于西方文化和文明的诠释。《漫游随录图记》于1884年在《点石斋画报》上以连载的形式发表，引发了上海文人圈对西方的想象和对现代化的实践；书中图像与文本的对比和差异，折射出晚清多元的社会风尚、域外的文化想象，及审美趣味的复杂性。

中国台湾暨南大学彭慧贤论述了西周厉、宣时期战争铭文研究。论文由历史文献暨考古出土铭文，分析西周中、晚期与战争有关的国势之衰亡的时代背景，发现并归结出4项特点：①此时期战争铭文纪录大量南征玁狁事件；②铭文作为官方对外宣传文书，厉王时期却刻意使用隐讳方式，以掩盖当时南征玁狁出师不利之耻；③周宣王对玁狁战争获胜后，大肆宣传南征之捷；④厉王、宣王时期铭文征伐用语愈趋频繁。借助历史文献和考古出土这双重证据，可以厘清西周中、晚期周王朝对外征战之情况。湖北经济学院的陈荣清对明代安国所藏《石鼓文》北宋拓本之真伪进行了分析。对于明代安国所藏《石鼓文》“先锋本”、“中权本”、“后劲本”这3个拓本的年代问题，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是“北宋拓本”。陈荣清将3个拓本与10件石鼓原件和其他宋、明、清拓本进行比较，对这一“定论”提出质疑，认为把“安国三拓”界定为“明安国三拓剪装元拓本”更令人信服。3话语分析、艺术研究与中国的讨论 哥本哈根大学的彼特·达姆加德对于戴思杰的小说《巴尔扎克与中国小裁缝》（2001）进行了文本分析，认为从理论和语义的角度来看，此文本是浸淫于中国文化中的，但从叙述主体的定位出发，文本又是从文化主体之外，从“自我和他者之间”的位置“对望”中国文化，具有文化混血的移民作家特征。浙江大学的吴宗杰从福柯话语理论的视角出发，对于用现代史学术语来描述周易的局限性进行了探讨。

他认为诸如“封建”这类的史学语言曾构造了一个有关中国过去的现代史学知识空间、表征结构与进化的直线时间观，与以《周易》为代表的民族史学格格不入，但却渗透于现代汉语变迁的整个历史过程，并取得对中国文化进行诠释和支配的话语权。他对于如何深入分析《周易》的历史观和重建解读中国古代文献的思维框架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天津外国语学院的李强在论文中通过分析李安的两部同性恋题材的电影《喜宴》和《断背山》，探讨和对比了影像艺术中东西方男同性恋的话语特征，并把同性恋男性视为“第三性男人”。

作为一个喜欢探讨伦理问题的导演，李安的影片在题材上关注多元文化背景下的伦理道德冲突以及由此所引发的复杂的人际情感纠葛，并使同性恋题材电影从边缘进入主流。目前，同性恋研究在中国已渐成显学，这主要得益于同性恋研究语境的变化。中央民族大学的吴雪杉对于长城逐渐成为中华民族象征的历史过程进行了探讨。他认为长城之所以成为中国抵御外敌侵略和民族抗争的标志，一方面是由于把长城视为中国象征的西方观念，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历史上用长城抵御外敌的汉族中心论观念。现代中国的“长城”概念是一种现代民族话语生成的过程。而这一民族话语的产生和形成，很大程度上是对欧洲东方主义思想以及日本军事入侵的响应。北京大学的李溪认为西方学者对中国艺术的日本印象始于17世纪欧洲的“中国风”。中国绘画的真髓几乎从没有被西方广泛接受，西方学者了解包括中国艺术在内的东方艺术也几乎都绕不开日本学者的文献资料。这不但说明日本艺术和中国艺术近代以来的相互影响，同时也说明中国艺术中某些异于日本艺术的特征的确曾被普遍地误读。美国路易斯和克拉克学院的唐·奥得尔在奥尔福特·达波题为《第二、三次荷兰东印度公司使节出使大清帝国记》的著作中,发现有4页复制了中国木刻画印刷品，是中国视觉文化为欧洲做出的良好示例。文章探讨了印刷图像在中欧文化内容和形态交流方面的重要作用。广西艺术学院学报的李桂生则探讨了海外中国画学研究，他认为海外中国画学研究，已经形成美国、西欧、日本3个中心，以大学、博物馆为主要研究基地，以研究方法的创新与突破为主要业绩，同时在资料文献的收集整理方面的成绩也不容忽视。以西方的思维方式分析中国传统艺术，其中自然不无偏颇甚至唐突之处。然而作为“他者”的这一眼光，在当今全球化的浪潮中，不仅必要而且尤为迫切。4文化交流、影响与冲突 爱丁堡大学的保罗·J·贝利探讨了李石曾的教育思想，以及他在中法文化交流中的地位。

李石曾于20世纪初赴法国留学，并成为中国知识分子中亲法派的重要一员。旅法期间，他在法国各院校积极为中国留学生谋求位置，并参与组建了中法教育会等旨在促进中法文化交流和保护即将抵法的一战中国劳工的一系列活动，甚至还在巴黎近郊开办了一家豆腐加工厂，想通过推广豆腐来改变欧洲人的饮食习惯。这展现了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积极参与并力图影响世界的全球化意识和中外关系的一面，而不是仅仅作为西方思想的被动接受者和西方“半殖民主义”的不幸受害者。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的奥尔加·马勒瓦分析了中国古代编年史中记载的汉代中西首次交流。汉武帝于公元前138年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公元前125年张骞携带详细的报告回国朝见武帝。通过张骞，中国对西方文化有了更多的了解，可能还在此基础上与西方建立了贸易关系。“西域”这个词早在公元前3世纪就出现于中国编年史书中，指的是玉门关以西的中亚地区。丝绸之路在该区域开辟了一个新的战略地点。

此后，“西域”在东亚、印度大陆、伊斯兰世界和西方世界的文化交流中，也起到了重要的枢纽作用。中国台湾辅仁大学的康士林教授通过分析曾德昭《中华帝国》和基歇尔《中国图志》的17世纪英译本，深入探讨了英国人对中国历史和科学的最初理解。他在论文中评价了这两部著作的出版商及其翻译质量，阐释了这两部著作的英译文如何为英国读者带来了有关中国的新信息。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宋媛媛探讨了18世纪日本“经世家”儒家思想的现代转型。日本汉学的发展可追溯到奈良时期，当时儒家思想已成为圣德太子“大化革新”的根基，具体体现在“十七条宪法”中。16世纪中叶，日本江户幕府时期，儒学作为日本政府的官学，迎来了空前绝后的全盛期。18世纪末，新传入的西方思想和技术开始动摇儒学的地位。这一时期的新井白石、渡边华山、佐久间象山等日本思想家大都采取了儒学和西学的折中思维方法。既承认儒家在思想道德领域所发挥的社会功能，又肯定西学在天文、地理、医学等自然科学领域的地位。历史事实表明，即使是在西方思想对日本岛国的冲击中，以儒学为表象的汉学思想仍影响着日本政治家的思维。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徐志刚探讨了石门心学的儒学传承。日本近世（1603～1867）是一个封建制度逐渐没落，资本主义萌芽不断发展壮大的特殊历史时代。产生于这一时代的石门心学第一次系统地论证了町人商业活动的普遍伦理性，建构起了作为町人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的伦理思想体系。在日本思想史学界被称之为“町人哲学”或“商人哲学”。学界认为石门心学的产生和发展极大地促进了日本近世的商业繁荣，并摆脱了传统儒学思想的束缚。而徐志刚重新梳理和分析石门心学的思想内容，认为它是对经典儒学的回归和隔代继承。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严敏对日本《红楼梦》翻译史进行了疏理。中日两国自古以来交往紧密，在文化交往上有着悠久的历史。1793年，章回小说《红楼梦》被“寅贰号”商船首次带到了日本。

该论文对于《红楼梦》1893年以来的日译本进行了梳理，通过归纳各日译文本的 特点，追溯该作品被日本民众阅读和接受的曲折历史。该论文首次披露的文献包括明治时代后期刊于《读卖新闻》的《红楼梦》故事连载。景德镇陶瓷学院的詹嘉在《明清景德镇陶瓷进化欧洲文明考》一文中考察了景德镇陶瓷在中欧经济文化交流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从17世纪开始，欧洲人就普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提供整理，提供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代写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留学生论文，代写英文论文，留学生论文代写相关核心关键词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