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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收藏景德镇陶瓷，作为炫耀财富和身份的一个标志。景德镇瓷器风行欧洲之日，正是罗可可艺术勃兴之时。后者充分吸收了中国艺术精髓，讲究柔和的光泽、优美的曲线和非对称的法则，给沉闷的欧洲带来了新的艺术思潮，催生了一批中国风格的艺术作品。5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 福建师范大学的葛桂录阐述了萨克斯·罗默创造的傅满楚形象，典型地展现出西方看待中国的那种特殊心理状态。西方的中国叙事既展示西方的东方主义文化观，同时也在制造或维护着西方的中国认知，这是一道维护帝国秩序正常运转的防火墙，维护着西方的帝国心态与观念视角。只有通过持续开展的中外文化交流，才能最大限度地消解这堵阻碍东西方正常交往的“防火墙”，以实现人类平等、自由、进步的良好愿望。日本名古屋大学的杨韬分析了卡尔·克劳有关中国和日本的著述《四亿顾客》（1937）、《那样的中国人》（1938）、《孔夫子的故事》（1940）、《日本的世界帝国梦》（1942）等，比较一位美国人眼中的近代中国和日本，以求更有效地理解近代中国的发展历程。北京首都师范大学的姜丹丹叙述了法国当代诗歌里中国人和中国形象的再现。在曾到中国旅行过的诗人安德烈·维尔泰（AndréVelter）的笔下，中国西部形象展现出剥落神圣性的世俗空间，在诗人对他者形象的观照中，折射出他对消费社会的文化批判与现代性反思。而在让·克洛德·班松（Jean Claude－Pinson）等另一些诗人的笔下，中国形象重新呈现出朴素的抒情特征。法国诗人在当代语境中对于中国文化的推崇，旨在为走出本土文明危机寻找新的出口，以解除法国抒情诗的危机。哥本哈根大学的雅各布·斯戈加德·佩特森讨论了在最近的埃及电影与论争中表现出的中国观，并且引出了对于阿拉伯文化和中国文化之间异同的分析。

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姚斌阐述了19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中小学教科书里的中国形象。他发现，教科书中的“中国形象”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美国人对中国带有“异国情调”式的看法。教科书关于中国的描述在鸦片战争前后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姚斌认为这可能是中小学教科书的特点决定的。教科书最重要的功能是普及知识，而中小学教科书往往处于知识更新过程的末端。鸦片战争所带来的戏剧性变化需要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才能被吸纳到美国的中小学教科书中去。巴黎－索邦大学的李斯·杨克斯基做了从17世纪到21世纪中国与希腊的对比研究，提出了“比较人类学”的可能性问题。西安交通大学的张进军根据古代西方文献对当时中国人形象、古中国地理方位的描述并参照中国古代典籍的记载，从历史语言学的角度综合探讨中国之所以被称为“China”或“Seres”的源流演变史。浙江大学美籍教师约尔·恒·哈特斯意欲通过分析美国音乐评论人对唱片和音乐会的评论和一些特别报道，探索他们对中国独立摇滚的理解和最终建构。无论在美国还是在中国，这个中美文化交流中常常被忽略的领域对于中国摇滚音乐的未来具有广泛而深远的意义。6海内外作家与文学 中国台湾辅仁大学的谢金蓉阐述了法国女作家朱迪特·戈蒂耶的《玉书》对于美国意象派诗歌的影响。指出美国对《玉书》的重新阐释如何异于原著且偏离原有的中国传统，并且分析了西方如何通过阐释朱迪特·戈蒂耶及其《玉书》所反映的中国形象，来重建这种形象。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姜智芹分析了早期赴美华工的两种文本叙事。

早期赴美华工主要指1848年之后去美国加利福尼亚淘金的矿工和19世纪60年代参加修建美国太平洋铁路的筑路工人。在美国早期的边疆诗歌、小说、戏剧、漫画、歌谣中，华人是作为笑料和鞭挞的对象出现的，他们是外形古怪、性格委琐和道德败坏的“中国佬”。汤亭亭、赵健秀、徐忠雄等新一代的华裔作家解构了美国主流文化塑造的这种负面刻板形象，重塑华裔男性刚毅、智慧、充满活力的英雄形象。同一华人群体在美国本土作家和华裔作家笔下的不同形象，归根结底是由于主宰其创作的文化认同所造成的。浙江大学的何辉斌博士阐述了王国维心目中的西方文学：西方文学叙事性强，道德色彩比较淡，更具客观性和自足性；西方戏剧重视情节的安排、性格的描写和深刻的思想代言；西方悲剧以痛苦为结局、以意志自律为行动的动力、以痛苦的解脱为目标。王国维的这些观点难免会有瑕疵，但从总体上看，大多数结论至今仍有参考价值。中国台湾长庚技术学院的邱惠芬论述了理雅各布《诗经》翻译研究。她从翻译目的、翻译策略和方法体例着手，探讨了理雅各对于《诗经》的观点立场，评价了雅各布翻译《诗经》的特色与得失。浙江大学城市学院的柏舟论述了诗歌翻译的风格选择与意境再造问题，认为莎诗翻译在形式上可以采取传统文言体的韵式和句式，在不伤害原作意境的前提下，可以允许在内容上做适当的调整与增删。诗歌翻译者必须自觉意识到自己既是读者又是作者的双重身份，因此，重视读者在终极阅读中获得类似的审美体验是译者优先考虑的问题。

香港岭南大学的马世豪根据宇文所安、奚密和周蕾对北岛诗作评价的论争，疏理了三人在不同刊物发表的意见，将这些观点放在一个持平和客观的角度上，深入讨论和评价三人的对北岛诗歌创作论争的得失。7宗教与汉学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刘小珊阐述了17世纪西方传教士对中国汉字的认知及解析。以耶稣会传教士陆若汉、利玛窦为代表的先驱者们早期在中国所进行的各种活动及其留下的著作，与其说是福音传布，不如说他们探索并实践了一条异质文化间宗教对话的成功之路。美国圣母大学的林春玲论述了美国传教士与中国妇女“解放”之间的关系。1898年，在光绪帝的指挥下，清朝政府采纳康有为和梁启超的建议，发起了一系列旨在使中国发愤图强的改革措施，包括改善妇女教育、设立女子学校等。此前传教士的出版物对于这些问题的广泛讨论无疑为中国妇女的“解放”事业铺平了道路。中国台湾师范大学潘凤娟阐述了耶稣会士韩国英的《孝经》翻译与诠释。

《孝经》的卫方济拉丁语译本于1711年在中国礼仪之争中出版，1879年理雅各布出版英文《孝经》译本，详细注释经文内容。1779年韩国英的法文本则在两者间扮演着承先启后的角色。将韩国英的译本作为《孝经》英译与中学西渐的一个重要环节来加以讨论，可以为当前经典翻译的研究提供一个历时性参照，并为中国文化传统在域外传播的历史提供借鉴。浙江大学的丁光阐述了慕雅德和慕氏家族的中国研究。慕雅德英国安立甘会的华中区副主教1877年出版了《新约》最早的杭州土白节译本，另著有《光辉的土地》（1891）、《新旧中国：三十年回忆录》（1894)、《中国五十年》(1911)等多部论著，向西方介绍和传播瑰丽的中国文化。其儿子慕华德在宁波传教士创办的三一学校担任了31年的校长，哥哥慕稼谷是英国安立甘会华中区主教，侄子慕阿德是剑桥大学的汉学教授。慕氏一家与浙江杭州和汉学结下了深厚的渊源。8亚洲文学中的中国离散意象 中国台湾铭传大学的林慧雅以李昂的《自传的小说》、《漂流之旅》和汤婷婷《女战士》为讨论主轴，研究这两位女作家如何结合民间传说、个人经验和文化记忆，写出含有自传特质的小说和游记，探究华人女性在中国文化记忆下的自我认同建构，以及中华民族在异国文化环境下所衍生的内在文化冲突，并藉以探讨华人女性的离散经验和中国性。

中国台湾亚洲大学的陈淑娟研究了李昂的《看得见的鬼》与施叔青的《行过洛津》，认为作品中的女性有着怪诞的身体形象与性别冲突，突显了台湾早期移民女性的社会经济状况，而在这些作品中，女性的身体被用作族群的离散寓言。中国台湾景文科技大学的郑淑玲研究了苏伟真编选的《眷村小说选》和齐邦媛主编的《最后的黄埔》以及华裔美籍布鲁斯·何(Bruce Edward Hall)的《茶壶烈酒》（Tea ThatBurns:A Family Memoir of Chinatown），着重分析了族裔文学中表现的眷村与对中国城的记忆书写和认同焦虑，并且检视所谓的想象共同体与离散认同的共谋关系。中国台湾兴国管理学院的廖诗文探讨了20世纪末之东亚文学与电影中的中国移民形象。在20世纪的东亚区域移民社群中，中国移民问题有着显著的漂流移行与落地扎根的特殊现象。在世纪末的文学与电影文本中，已经揭露出日本和其他东亚各地对于转型中的中国议题长期的不安与认知的贫乏。致使中国移民的流动与固着、多元与单一、影响与发展，成为20世纪90年代之后亚洲文学与电影中的新题材。她对于《不夜城》与《燕尾蝶》中中国移民处境与边缘形象的塑造，从全球化理论与文化翻译的角度，针对文化混血议题与漂流中国的意象作了初步的文化思考。9海外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提供整理，提供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代写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留学生论文，代写英文论文，留学生论文代写相关核心关键词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