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衔，而赞成PC的则以英文系的著名教授　费什(Stanley Fish)挂帅，双方曾为了哪些书籍可以摆放在校园书店的书架上而恶语相　向，吵得不可开交。巴伯发现，校园书店的书架上每七本政治学书籍中就有一本的书名　含有“马克思”的字样，于是愤怒地下令把一批他认为不必要的书撤下；而费什则称巴　伯所组织的“全国学者同盟”杜克大学分会是一群“种族主义者、性别歧视者、仇视同　性恋者”；巴伯一派的人则又反唇相讥说，费什的用语与50年代麦卡锡主义者指控别人　为“共党”如出一辙，等等(注：1990年12月24日出版的美国《新闻周刊》(Newsweek)　曾发表关于“政治正确”运动的长篇报道，其中多处涉及杜克大学在这一风潮中的地位　和影响。)。　　在这样一所深深卷入社会政治旋涡之中的大学里，发生贝尔教授所说的教授和学生从　文学系胜利大逃亡的情况，按说是不该让人感到意外的。但在人员流失和师生对文学兴　趣锐减这一现象的背后，是否还有更直接的原因，这倒是需要我们这些从事文化思潮研　究的人进一步思考的问题。贝尔教授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大学文学系的主导思想的　变革是这样描述的：70年代和80年代是所谓的“理论鼎盛”时期。各种文学理论据说都　是要教会我们如何去掌握文本，而不是被文本所掌握。但是，理论的武器很快就被掉过　头来，成了反对理论的武器，反而导致了本应让理论有效地包容文学文本的种种批评范　式的衰落。贝尔说，接下来是“理论鼎盛时期的结束”，在过去几年中虽也出现了对于　理论的反思，然而这些却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在理论年代所造成的对于文学和高雅文化　的怀疑。对于文学的怀疑是怎么形成的呢?贝尔指出，在这理论的鼎盛及衰落的整个历　史过程中，最为突出的一点就是对德里达解构主义来了一个不折不扣的简单化，它在美　国就被当成了对德里达思想的理解(注：See Herman Rapaport,The Theory Mess:Deconstruction in Eclipse,New York:Columbia UP,2001.)。“任何文本都将会自行　解构”——这样一个被稀释了的、简单化的德里达主义造成了一种颇为流行的误解，那　就是所有的文本或多或少都是一个谎言，都是骗人的。但是，在理论的鼎盛期完结之前　，解构主义的另一位理论大师德曼早年亲纳粹的历史污点被揭露，而德里达的理论在解　决这一时期美国大学校园政治问题上又显得不那么有效，不太令人信服，因而使得人们　渐渐把注意力转向了福柯。相对来说，福柯更重视控制文学话语形式的力量，他把文学　看成是一个由排斥性和禁令性力量所界定的角力场，一个与其他话语场一样的由各种力　量构成的话语场。但是，贝尔指出，这样一种看法却更加煽起了对于文学的怀疑之火。　而且，美国人在对待福柯时与他们对待德里达一样，也是持一种为我所用、急功近利的　简单化态度。他们往往把福柯的著作降格为“训诫控制”这一标识性的话语框架去理解　，而福柯式分析的种种精妙之处，却都在这样的简单化理解中丢失殆尽。当然，要说一　点也没剩下，那也有点偏颇。不过，福柯的视角在理论鼎盛结束后之所以还能够剩下些　许，则主要是因为它可以比较便捷地嫁接到一种更加政治化的批评之上的缘故。　　贝尔在对美国学界过去二十来年的大致状况作如上回顾后，接着又对当下的美国学界　状况作了这样一番切中肯綮的归纳：　　伴随着理论鼎盛的消退以及随后留下的怀疑主义，文学研究中的文化研究变得越来越　重要了。以各种美国形式的面目出现的分析汇总起来统称为文化研究，排炮一般地向文　学典律轰去，而这种文学典律被认为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人的整个智性积累的一部分。对　文学典律的控制及对其边界的重新划定，向来是女性主义批评、非洲裔美国人研究以及　同性恋及性别研究的主要目的之一。而文化研究则希望再前进一步，把所有的界限都统　统消弭。典律问题向来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因为对文学文本的价值判断是传统批　评家与后现代批评家对垒交锋的一个战场，这些后现代批评家对传统批评家的政治取向　和文化力量进行质疑，后者即这一政治取向和文化力量的喉舌。哪群人有权决定一部文　本的价值，这一决定难道不总是一种对什么可以被允许进入话语进行控制的压迫性举措　吗?如果是的话，那么最好的解决办法也许就是放弃价值判断，把文学范畴尽可能地放　大，这样就把高雅与低俗以至所谓典律的概念都统统取消了。(注：本段引文以及此前　对贝尔教授在笔谈中对现状的分析的转述，均请参见《现代语文学会集刊》(PMLA,Vol.　117,No.3,May 2002),第487—489页。) 　　我在这里之所以要原原本本援引贝尔教授的陈述，乃因为我发现他极其言简意赅地勾　勒出了文学如何在当下美国大学中一步步失落的过程及其背后的原因，这与我这些年来　对美国当代思潮进行追踪研究过程中所获得的印象也完全一致。然而，对于我们所研究　的对象国中人文思潮所发生的这样一种变化，原先被掩盖的思潮逐渐抬头甚至又卷土重　来的倾向，我们却视而不见，那我们研究的价值恐怕就要大打折扣了。改革开放以来，　由于美国的特殊地位，我们对美国问题的研究一直给予极大的重视。在文化研究方面也　不例外，对美国的文学，对美国的文化思潮、文学理论动向，我们都给予了特别的关注　。然而，我觉得十分有必要指出的是，我们的研究太侧重于前台，太关注当下和表面的　热闹，谁善于吸引眼球，我们往往就把注意力投向谁，而缺少一种兼听、兼顾的沉稳和　成熟。造成这样的情况，其实我们的媒体也应该负一定的责任。因为媒体往往希望简单　明了，希望能单刀直入地把一种理论、一种倾向说得个泾渭分明，希望越多的外行能明　白越好。而在这样一种心态的驱动下，我们上面所谈的问题多年来在我们的外国文学研　究领域中只属于一股不为人们所重视的潜流。　　现在，德尔班科、贝尔们指出的问题已经由潜流变成了明流。难道我们还不该就此而　对我们自己的研究进行一点反思吗?而首先或许应该对什么是“文学”反思一下：究竟　还有没有可称之为“文学”的这样一种东西?因为问题明摆着，如不为“文学”划出一　个大体的范围，我们就无法圈定我们对它的期待，无法期望“文学”来为我们做点什么　。当然我也很清楚，这种试图重新找回“文学”的想法，在一些已经接受了后结构(解　构)主义假设的人眼里，会显得很过时：“还文学边界呢，人家早已把文学研究扩大为　文化研究、文化批评了。”是的，一点不错，我知道这些年在整个美国文学界，正如贝　尔所说的，女性主义的批评、非裔美国人研究以及同性恋及性别研究等早就在对文学典　律重新进行阐释和占领，甚至早在它们之前，解构主义就已经抹去了文学与其他所有文　类之间的界限，而紧跟其后的“文化研究”现在又俨然成了大势所趋的主流。当然，在　当下的主流派看来，这一局面也是一番激烈交锋的结果。记得在六七年前，我就曾在一　些小文章中谈及布鲁姆(Harold Bloom)这样的文坛巨擘在那场“文化战争”中的无畏表　现。勇敢的布鲁姆当时几乎是在进行着一场“一个人的战争”，他在最短的时间内推出　了一部皇皇578页的《西方的典律》(The Western Canon:The Books and School ofthe Ages)，与主流派摧毁传统文学典律的努力进行抗争。可是美国《时代》周刊在报　道此事时，用了一个布鲁姆“为死人、白人、男人叫好!”的标题(注：“Hurrah forDead White Males!”Time,Oct.10,1994,pp.50-51.)，着实让人觉得有点当年我们所经　历过的文化大革命的劲头。布鲁姆后来在接受《新闻周刊》的采访时以一种疲惫无奈的　口吻说道：“我们已经战败，……文学研究已经被一种叫做文化批评的令人惊叹的垃圾　所替代了!”但正是在这篇访谈录中，布鲁姆抛出了一个包括他所谓的“一切假马克思　主义者、假女权主义者以及注了水的福柯和其他法国理论家的门徒”的集合名词——“　愤懑派”(the school of resentment)。他认为，正是这批心地虚伪的“愤懑派”，正　在把原本不应有任何功利价值的文学变成了社会改造的工具(注：“We Have Lost the　 War”，Newsweek,Nov.7,1994,p.62.)。　　布鲁姆把文学看成是没有任何社会功利性的“无为之物”，显然也有其偏颇之处。但　是，他所使用的“愤懑派”一语，则被当代美国最重要哲学家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