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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罗蒂(Richard Rorty　)接了过去，后者又特别就“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学阅读”这一话题，在美国现代语文　学会的1996年年会上做了一次专题演讲。会后，他把这一演讲整理成文，正式发表在《　高等教育编年史》上(注：Richard Rorty,“Point of View:The Necessity ofInspired Reading”,in 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Feb.9,1996.)。罗蒂本　人虽然是哲学家，却从来不认为哲学只应是理念与逻辑的组合，他认为哲学中也应该充　满浪漫的想象，因而他在自己的哲学探索中素来对文学和文学想象厚爱有加。他认为，　文学本该有自己独特的内涵和功用。然而令他不安的是，他发现当下的美国大学文学系　和文学研究学界已越来越被一种以“知晓”(knowingness)为目的的倾向所控制，他心　目中文学的那种令人凛然起敬、令人焕发热情的功能则不见了。而这样一种情况正发生　在布鲁姆称之为“愤懑派”的这样一批大学文学教师的身上。罗蒂说，这些教师所走的　这条道路，正是几十年前哲学家们放弃“灵悟”(inspiration)而转向专业化的道路。　这样做的结果将怎样呢?罗蒂回忆了在他年轻时哲学领域中发生的由艾耶尔(A.J.Ayer)　取代怀特海(A.N.Whitehead)而成为英美哲学家仿效典范的过程：在罗蒂的心目中，怀　特海是那种具有人格魅力、天才型的、浪漫的、华兹华斯式的人物，而艾耶尔则属于逻　辑型的、容不得任何一点杂质、追求彻底知晓的那样一种人，艾耶尔希望哲学成为一种　科学团队式的工作，而不是靠英雄人物发挥想象去取得突破。他承认怀特海是一个优秀　的逻辑学家，但认为是诗歌把他给毁了。为此，艾耶尔把一切令人凛然起敬的情绪统统　视为神经性的毛病。而正由于这一缘故，罗蒂指出，是艾耶尔使英美哲学界渐渐形成了　一种“干涩”的氛围，默多克(Iris Murdoch)在她《反对干涩》(“Against Dryness”　)一文中曾对此有过严厉的批评。罗蒂认为，现在美国文学领域也在重复着这一转变，　其结果就是如布鲁姆所说的那样，“文化研究”取代了文学研究，把文学研究变成了又　一个“沉闷的社会学科”，使文学系变成了一潭学术死水(注：Richard Rorty,“Point　 of View:The Necessity of Inspired Reading”,in The Chronicle of HigherEducation,Feb.9,1996.)。　　说到这里，我觉得有必要作一点声明，我这么左右开弓地援引布鲁姆、罗蒂这些大牌　教授的话，其实也并不是要完全否定至今方兴未艾的“文化研究”，布鲁姆把“文化研　究”一概视为垃圾，我也是不同意的。但我觉得他所指出的问题中至少有两点值得我们　注意：一是文学的彻底政治化，二是一窝蜂地扎堆。什么事情一旦政治化，那就成了非　此即彼，你死我活，不共戴天。一个国家的大学讲堂，其最主要的使命就是要弘扬这个　国家优秀的民族文化，使其精华得到传承。而在当年的文化大革命中，我们所看到听到　的则是对自己文化传统的一笔勾销，是所谓“古人、洋人统治着我们的学校，封、资、　修统治着我们的课堂”，而基于这样一个估计，我们的任务当然就被确定为“把颠倒的　历史再颠倒过来”。对于曾经有过切身经历的我们来说，看到今天美国大学校园中正在　发生的一切，看到“文化研究”把昔日的文学传统基本上定性为所谓由白人、男人主宰　的“毒黄蜂”(WASP)(注：“毒黄蜂”(WASP)四个字母取自“White Anglo-SaxonProtestant”的首字母，意为由“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构成的英美主流文化　，“政治正确”(PC)运动就是要对这样一种压迫妇女、压迫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压迫　同性恋者的主流文化进行清算和批判。)，把文学文本认定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喉舌　，把文学批评作为为“地位低下者”(subaltern)行使代言的使命，所有这一切都让人　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当然“文化研究”也有做得好的，比方说，赛义德的对东方主　义的揭露和批判，再比方说，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对莎士比亚的研究，从　中窥见伊丽莎白时代阶级力量的此起彼伏等。然而，学术大腕们播下的龙种，收获的却　很可能是数量可观的跳蚤，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一窝蜂地扎堆，照葫芦画瓢。说来也有　好几年了，翻开美国的主要学刊，几乎满眼看到的都是这种“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　”的清算批判性文章。这股风当然也刮进了国内的外国文学研究界。人家搞女权主义/　女性主义，我们也搞女权主义/女性主义，人家搞非裔美国文学，我们也搞非裔美国文　学，像托妮·莫里森或艾丽丝·沃克这样的作家，既是黑人，又是女性，于是就愈加左　右逢源，一下子红遍了天；人家那里据说是华裔文学走红了，我们这边也一阵风似的追　赶，《戈勇士》、《喜福会》、《唐老亚》……对于重要的经典作家的研究也不是没有　，然而研究的视角却基本上都是政治性的，看重的是作品告诉了我们什么——要么是明　言的，要么是隐含的——总之，即罗蒂所谓的“知晓”：读康拉德，从他书中去抠对待　殖民主义的态度；读福克纳，读的是美国南方在对待农奴、黑人、妇女等问题上的态度　；读亨利·詹姆斯，读他对待古老的欧洲与美洲新大陆两种不同文化的态度，读他对于　笔下女性的态度，甚至他的一些极为次要的短篇小说中的儿童形象，也硬要把他们阐释　成由其父母所代表的男女两性性别冲突的牺牲品…… 　　现在有一种思维方式则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这种思维方式在我们的许多理论性研究　文章中都可以看到：我们在评说不同思想的交锋和争论时，往往会把双方争论的论点悬　置，或抽取出来，放入一个仿佛真空的状态中来进行抽象的比较，并试图评判双方论点　的对错，而这样一种比较和评判，其是非对错往往是早已由评判者自己的认识预先设定　好的。在这种思维方式主宰下，说得好像是头头是道，殊不知思想的争论和交锋，一旦　离开了争论的当下性，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即离开了争论特定的历史性，其实是无法判　定其是非对错的，即使判定了，也是毫无实际意义的。换句话说，如果说争论中一方的　命题有某种正确性，那么它的正确性只能是在当时那个具体的情况下、针对其对方命题　的偏颇而言，甚至可以说，一方命题的正确性是包含在另一方命题的偏颇性之中的。就　布鲁姆与时下主流派之间的争论来说，正是由于时下主流派把文学当作自己所信奉的意　识形态的再现，所以布鲁姆对文学典律的呼唤才格外具有振聋发聩的意义；也正因为时　下人们都认为文学就是要告诉你这样那样的事情和道理，所以布鲁姆所谓的“文学不是　要教会我们如何向别人说话，而是要教会我们如何向自己说话”(注：“We Have Lost　 the War”,Newsweek,Nov.7,1994,p.62.)，才格外能引起我们的深思。其实换一个角度　思考，问题就会很清楚：所有那些“文化研究”所要告诉我们的种种道理，难道我们不　是都可以从政治课本、社会调查报告和新闻报道中获得，而且是更加便捷地获得么?既　然如此，我们何以要舍近求远地诉诸文学?而沿着这一质询的思路再追问下去，那么文　学与别的文类究竟应该有什么不同呢?我想最大的不同或许就是，它不仅包含着“世界　上最好的思想和最佳的表述”(阿诺德语)，而且这种得到最佳表述的最佳思想，必须由　我们独自去品味，默默地含化，它才能沁入我们的心脾。这是一个“润物细无声”的过　程。它不仅会使人的认知更加丰富，品位得到提升，而且它会在人们心里融会、凝聚成　某种信念，使人在情感、道德和精神上得到某种历练和升华，从而使他的人格更加高尚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学在一个人的修养教化、从粗鄙走向文明的过程中，将发挥　其他文类无以替代的重要作用。然而在现在这种日益政治化的文学研究中，我们已经很　难再看到文学的这一至关重要的功能了。　　如果说，把文学再一次从浓重的社会政治化的阴影中解放出来是我们需要去做的第一　件事情，那么，另一项当务之急就是要对业已过去的这场“理论热”进行反思。我这里　指的反思，还不是仅仅停留在“理论热”这一现象本身，而是要在寻回被放逐的“文学　”的同时，对过往的各种文学理论切实作深入一步的质询。现在就不能再把一些现成的　结论性的评价作为自己认识的出发点了，这些老生常谈的口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