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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他们开始　关注“把所有有关某特定文化的书写的和视像上的记录看成是一个同一的符号系统”的　可能性，因而过去文化留下的任何信息，都可以用来支撑对所关注的某特定文化现象(　例如莎士比亚的一部剧作)的阐释。例如蒙田的一则两女成婚的记录，即被格林布拉特　作为阐释莎剧《第十二夜》中女扮男装现象的佐证；而19世纪美国浸礼会杂志的一则关　于父亲严惩任性子女的记录，则被追溯到莎士比亚时期英国的孝悌准则，并作为分析《　李尔王》一剧中李尔与女儿之间关系的旁证。格、伽二位在他们的新著中仍按这一既定　的套路，例如把15世纪荷兰画家约斯·范·金特一幅《使徒领圣餐礼》的油画与另一位　大画家乌切洛的作品在圣饼处理方式上进行比较，认定前者基督手中的圣饼被故意处理　成空白，并进而认为，这种特殊的再现方式反映了其后基督教会内的不同教义之争。克　尔莫德对格、伽二位的这一得意之笔进行了再审视。但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新历史主义　批评这种任意从文化背景中寻求论证的做法，向来就为人所诟病。他们从成千上万的可　能性中任意挑选出能为己所用的“闪光细节”，并不是这些细节本身会发光，而是因为　它们能与早已存在于他们头脑中的一个想法“发生共鸣”。那个想法太诱人了，它能使　作者跑到当时社会和神学思想的网络中任意穿行。然而，克尔莫德强调指出，令人激动　的东西并不一定是真的。格、伽二位讨论范·金特的画，却只字不提那油画由于年久而　画面破损、圣饼处的油彩剥落而造成了空白这一简单的事实，这恰好反映了新历史主义　者宁愿拒绝实在的历史事实而愿意迁就幻想的心理倾向。一直到文章的结尾，克尔莫德　仍对新历史主义批评穷追猛打，他语气尖刻却充满睿智地指出，新历史主义追寻事实的　兴趣固然值得赞许，然而“理论”却给了它胡说八道的权利，因为现在的“事实”早已　是“文本”与“语境”的交织，人们于是就可以把任何东西都与他们谈论的话题相联系　，这样做的结果使大量的聪明才智和学术努力都白白地浪费了，而文学作品本身，却像　1642年清教主义的英国议会勒令在所有剧院门口挂上“不得入内”的牌子一样，被剥夺　了审美关注的可能。　　限于篇幅，我无法对所有的理论派别一一涉及，但情况可以说是大同小异，“理论热　”的消退已断然是摆在我们眼前的一个事实。然而还有另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这就是　我们经过这一番“理论的洗礼”之后，则再也无法回到前理论的纯真时代了。也正因为　这个缘故，对于理论的反思是绝对必要的，惟如此，文学研究才能像凤凰涅ｐáｎ@①　一样，从理论的烟灰中再一次地腾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