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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早已成为思维的印辙，　只会把我们引向那些活力全无的认识偏见。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一种认识的提升，当年理　论鼎盛时期所听到的一些评价，现在往往已经过时而不再适用，其实理论家们自己也在　发展和变化。例如，现在的德里达与1967年他的《论书写》等三部论著同时问世时就有　了很大的不同。如果我们看不到这样的变化，仍一味停留在他们针对当年那特定的需要　而说过的一些故意立异鸣高以与前人划清界线的言论上，那可就是最大的“时代误置”　(anachronism)了。　　去年德里达来中国访问，他在离开中国前为上海的一份文学报刊的题词中，意味深长　地自称是“过路人”。对他的访问，我曾写过一点没有署名的文字，现在看来，正好可　以嵌入此文，作为我对于美国文论热思考的一部分。德里达访华期间，在北京大学、中　国社会科学院、三联书店《读书》编辑部以及上海复旦大学作了几场学术讲演。让人们　颇感意外的是，他讲演的基调与多年来我们心目中所持有的那个“解构”印象，好像有　不小的错位和落差：我们期待的“解构”多是锋芒毕露的批判，而德里达的运思却集中　在“宽恕”的可能；我们期待的“解构”是一种所向披靡的激进姿态，而德里达却毫不　掩饰自己的“保守”……这也就难怪了，一些听众反映，在聆听了解构大师的讲演之后　，愈加感到被泼了一头雾水。原因何在?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我们自己没有认真去读大　师自己的论著，没有追寻着他长期以来一贯的思想轨迹，将他前后各个阶段的著作联系　起来阅读，而只听信了我们媒体上刊发的本来就已经是二手介绍的转述。　　不可否认，20世纪的最后三十年，拉康、巴特、福柯、阿尔都塞和德里达这五位法国　思想家，把整个西方思想理论界搅得个疑雾迷漫，作为一个整体，他们的巨大影响是毋　庸置疑的。然而，他们所遭遇的批评和反驳，其激烈程度也是空前的。这种思想的交锋　和砥砺(并不仅仅是他们自己的陈说)，使当代西方思想文学理论、政治话语和文化研究　着实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与此同时，他们激进的理论也在悄悄地修正着自己，在时隔　三十多年之后的今天看来，原先激进的理论锋芒早已所存无多。德里达本人就是一个最　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正像德里达自己反复咀嚼的那句“文外一无所有”所隐含的意思一　样，“解构”也是断然不能跳到西方形而上学传统之外进行的。到了80年代之后，德里　达的“解构”也许已经明确地定格为一种坚持思想自由、探索意义之可能性的方法。也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在1993年发表的《马克思的幽灵》(Specters of Marx)中，心悦　诚服地承认自己也属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人”。　　这些年，德里达已没有什么足以引起学术界轰动的力作发表，但他一如既往地在人们　视而不见的各个思想接口处自由地思考着、求索着。要说“解构”，这也许就是真正的　“解构”。1994年10月，他来到美国费城附近的维拉诺瓦大学，这是一所基督教圣奥古　斯丁教派创立的相当老派的大学。德里达像使徒传道一样，向那里的几位被他称之为“　非常重要的哲学家”的教授传授“解构的精义”(deconstruction in a nutshell)。在　这次讲话中，德里达即已明确无误地摆出了回归传统的姿态。他说“解构”从来就是把　学术体制、学术良心放在第一位，从来没有对学术传统和体制发起攻击；他直言不讳地　称自己是一个“保守的人，热爱传统体制的人”；他说是一些报刊的坏记者对他进行了　歪曲，说他不尊重阅读文本，然而他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的伟大典籍”从来都　是充满敬意，根本不像他们所说的那样是到这些典籍中去搜寻差异和矛盾，故意找茬。　总之，他再三地强调：“解构”不是一种从外部引入的机械的办法，而是文本中本来就　存在的，说到底是文本自行解构(注：See Brian Vickers,“Derrida and TLS”,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Feb.12,1999.)。　　对于新历史主义批评理论也一样，如果直到现在仍停留在吉尔兹(Clifford Geertz)的　“深描”说到福柯的“历史断层”说，仍然在格林布拉特的“商讨”(negotiation)、　怀特(Hayden White)的“历史为话语的建构”说以及芒特罗斯(L.A.Montrose)的“文本　的历史性与历史的文本性”等概念上兜圈子，那就太没有意思了。这种新历史主义批评　，从20世纪80年代经由格林布拉特、芒特罗斯、伽勒赫(Catherine Gallagher)等英国　文艺复兴研究学者之手，形成了一种博学、高雅而且充满机智的批评写作，在此后几乎　整整一代人的时间内，模仿者蜂起，却至今未有能出其右者。对这样一种批评，现在看　来，它其实主要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如格林布拉特从一开始就始终坚持的那样　，它主要是一种批评实践。为弄懂这批新历史主义的批评家何以以这样一种方法来看待　和重构文艺复兴时期的文本，我们或许是需要化一点时间来探讨一下他们的认识假设，　他们所采取的批评方法的理由和具体的做法，但要说这里面有多少理论深度，则实在说　不上。相反，如果像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只把它当作个理论问题去深究，那倒是大大的本　末倒置了。而实际的情况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即使是在实践的层面上，对于这一批评　的批评也日益增多。1999年，哥伦比亚大学专门研究莎士比亚的凯斯坦(David ScottKastan)教授发表《理论之后的莎士比亚》一书，对所谓“过了景”的新历史主义提出　了相当激烈的批评。他声称新历史主义的时代已经过去，说这一批评是属于上一代的、　业已消亡了的一段形式主义的插曲，而现在它“既算不上新，也算不上是历史，因此不　再有用”；他还说这一批评所惯用的“轶事嫁接法”(anecdotalism)已是“臭名昭著”　；他希望看到一种“事实更加充分的历史”，但又不要回到先前那已经被废止的传统历　史主义的老路上。　　然而几乎就在同时，格林布拉特与他的合作伙伴，新历史主义的另一位始作俑者伽勒　赫教授也以一部新著《实践新历史主义批评》(Practicing New Historicism，2000)回　应，与他们当年的立场一样，格、伽二人仍坚持新历史主义批评不是理论，而只是一种　批评“实践”。新老两派的争论，一时间又给人以新历史主义依然宝刀不老的印象。去　年，我撰写过一篇题为《新历史主义还有冲劲吗?》的短文，报道了英国资深批评家克　尔莫德(Frank Kermode)在《纽约书评》上发表的对两本新历史主义新著的长篇评论(注　：此文发表在《外国文学评论》2001年第4期的“动态”栏中。克尔莫德的文章题为《　废墟上的艺术》，见《纽约书评》(New York Review of Books)2001年7月5日。)。克　尔莫德本人也是专治文艺复兴文化史的大家，因而这场“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大战　，为我们了解美国新历史主义批评的现状提供了最新的重要信息。　　对于凯斯坦对新历史主义的批评，克尔莫德似乎并不领情。因为在他看来，这位凯斯　坦所使用的话语仍然充满了新历史主义和其他时新理论的术语，而一旦离开这些术语，　他的一套批评就寸步难行。与某些新历史主义者一样，他也把他们之前的历史称作“实　证主义”、“无理论依托”一类，认为“传统的历史主义都简单地以为它们的建构是对　过去清晰明了、客观公正的表述，没有受到考察者兴趣倾向的过滤”。但这一句“露怯　”之语使克尔莫德发现，凯斯坦的参考书目中居然连科林伍德(R.G.Collingwood)和伽　里(W.B.Gallie)这样的历史学大家也不曾提及(笔者注：科林伍德早就有言在先：历史　是一门人们在自己的心灵里重新体验往事的学科；历史学家只有深入事件后面的心理活　动，在自己的经验范围内重新思索过去，才能发现各种文化和文明的重要模式和动态)　。克尔莫德于是不无讽刺地说，他俩的论著《历史的观念》和《哲学与历史理解》分别　发表于1946年和1964年，对于当下的现代思想家们来说，这些著作或许已过于陈旧而使　他们兴趣杳然，而这样一疏忽，他们也就能把历史撰写要受考察者的兴趣和先定假设的　影响说成是他们自己的发现了。　　克尔莫德注意到，格、伽二位为新历史主义批评的理论依据又做了一点垫补，他们在　自己新著前两章对该批评本身所作的论述中，又增加了德国18世纪哲学家赫尔德作为他　们的先师，是赫尔德最早明确指出了“文学与历史相互依存”的关系，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