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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庞德作为英美诗歌从新古典主义向现代主义转型的领军人物,试图通过中国古诗创译吸收中国诗学传统以建构现代主义的新英语论文网站诗学,反抗和批判西方文学传统的局限性———英美诗歌中维多利亚诗歌的感伤情调、美国诗歌中的地域局限性、西方文学中的象征主义以及西方文学的理性主义和逻辑主义的诗学标准。庞德的翻译选材受中国拟古传统的影响。他的创译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中国传统诗学,即静态美学描写和叙事结构。庞德通过创译中国诗歌独特的意象和语言,促进了英语语法创新和英诗意象创作的转型,并推动了美国诗歌风格的通俗化。庞德的中国传统情结为他的创译输入了陌生化的刺激手段。

关键词:庞德;创译;中国传统;陌生化;现代性

一、引言

    庞德是英美诗歌从新古典主义向现代主义转型的领军人物,为了建构现代主义的新诗学,推进英美诗歌的转型,他把目光转向认为应该替代希腊文学的古老的东方文学———中国古典文学。他创译中国古诗,试图引进中国诗学传统,吸纳中国经典文学的合理内核作为外部刺激物,反抗和批判西方文学的传统,使西方文学摆脱自身欧美中心论的局限性,迈向歌德所倡导的世界文学。他的中国文化情结在创译中起到了陌生化的刺激作用。

二、中国文学传统在创译中的对抗和推动作用

1　对抗英美诗歌中维多利亚诗歌的感伤情调

    20世纪初英国诗坛的主流诗歌风格仍然深受维多利亚诗风的影响,节奏缓慢、呆板,格律和音步单调,盛行抑扬五音步,充斥着形容词,是“一派滥情感伤的基调”(蒋洪新, 2001:45)。当时的美国诗歌发展相对缓慢和落后,自主创新意识不强,局囿于美国的精英传统,且多模仿维多利亚诗风“严肃、传统、哀婉、刻板的构思和通常多愁善感”(Beach, 2006: 8)无病呻吟的风格。英美诗歌创作没有跟上现代文明所要求的通俗化和大众化的时代步伐。作为先锋派现代主义先驱,庞德刮起“率直、试验和猛烈反对偶像崇拜”的旋风。为了实现日日新(make itnew)的目标,他高屋建瓴,站在世界文学的高度,以积极开放的心态吸纳世界不同的文化传统。他在费诺罗萨的笔记中偶然发现中国古诗中的诗学传统同他倡导的现代主义诗歌创新思想相契合,便精心挑选其中的18首创译成英诗。庞德发现这些诗主题多为战争、送别、友情、怀古和风景等,语言简练,节奏明快,迥异于维多利亚诗歌风花雪月的陈腐和呆板,藉此改造英美诗歌中的感伤情调。

2　对抗美国诗歌中的地域局限性

    庞德之前的美国诗人主要集中在美国东北部的新英格兰地区,这是历史原因造成的。这些诗人如罗伯特·弗洛斯特、罗宾斯、沃特·惠特曼等成长在受新教影响深刻的东部地区,他们创作的主题和背景都局限于这个狭小的区域,虽然写出了不少传世之作,但毕竟视野不够开阔,缺乏普遍意义上的文化语境和文学价值,读者群主要限于文人雅士,在空间上流布不广,更毋庸说世界意义了。因此,就庞德试图建立世界文学的诗学标准而言,其狭隘性和封闭性显而易见。

    中国文学传统的输入客观上加大了美国诗歌的异质性。古老的中国诗歌传统无疑是一股清风,无论是主题还是风格,都具有新颖性和超前性,有利于打破美国诗歌的狭隘性和保守性,扩大了世界性和历史性,使美国诗歌更加开放,内容更加丰富,风格更加多样化,缩短了中西文化的距离,实现了跨时空、跨文化的相遇与汇通,促进了美国诗歌向现代主义的转型。

3　对抗西方文学中的象征主义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滥觞于法国的象征主义对欧美文学产生过重要影响。虽然庞德等意象派诗人受益匪浅,但象征主义的主题多表现丑恶、病态、虚无、自我、绝望等,充满“悲观颓废情调和神秘主义色彩”,滥用象征、暗示、比拟等手法,有时“故弄玄虚,自我炫耀,作品大都晦涩费解”,有“颓废主义、形式主义艺术”倾向(奠自佳、余虹, 1988: 29)。同时,象征主义过分强调象征物和象征对象之间的固化和抽象化,缺乏读者意识。因此,埃德蒙·威尔逊称之“无法同读者交流”(柳扬, 1991: 6)。庞德创译中国古诗很大程度上是看中了中国古诗中清新、简洁、具体的意象,尽管这些意象也可视为象征,但象征手法和象征主义毕竟不是一回事。意象是言、象、意的统一,言通过象表达意。从象征的角度来看,意象象征在象征物和被象征物之间没有隔离,直接相通,象和意在形式和本质上都是一致的。意和象的关系是直接的、汇通的、具体的和情感的联系,无需一个抽象化的过程。庞德认为,这种意象传统是医治西方文学中的算术数目式或固定节拍器式的诗歌节奏象征价值的良药,是改革英诗的助力。

4　对抗西方文学的理性主义和逻辑主义的诗学标准

    发轫于古希腊的理性主义经过古罗马、文艺复兴、古典主义、启蒙运动的继承和发展被视为人类判断真假、善恶、美丑的价值标准。但它们在文学作品中表现出浓厚的哲理性和道德说教性,如英国诗人丁尼生和美国诗人朗费罗的某些诗歌,渐次成为现代诗歌的累赘。诗歌形式中的逻辑主义注重语法的严密性和逻辑性,强调句法的规范性和语音的重要性,所以,索绪尔的表音文字优于表意文字的语音逻各斯中心主义一直是西方语言的理论基础。

    虽然庞德不是语言学家,但他和后来的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不约而同地发现了东方文明的非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汉语象形表意文字传统。庞德透过费诺罗萨的手稿体悟出中国古诗与西方现代主义诗学暗合的精神,即意象明亮、语言简洁、结构短小、音韵和谐、形象优美的非理性特征。庞德发现,中国诗人擅于表现事物,“而不加以说教或评论”(赵毅衡, 2003: 196), 意象之间的连接词,如介词、连词等可省略,逻辑关系模糊不定。汉字非理性和非逻辑性的象思维并非像黑格尔所宣称的“以不透明的外在性遮蔽了声音,遮蔽了内在的言说,遮蔽了纯粹的自我”(张隆溪, 2006: 29),而是一种可资借鉴的东方思维方式,通过创译可以为英美诗歌输入异质的诗学元素诗歌样式。建立在表意汉字基础上的费诺罗萨和庞德诗学被德里达称为“防范得最为严密的西方传统中的第一次突围”(同上: 33),即汉字和汉诗以其形象性对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影响的突破。

三、庞德的翻译选材与中国拟古传统

    庞德从费诺罗萨遗稿里的150首古诗中精心挑选了18首,其中李白占11首,于1915年整理出版了译诗《神州集》(Cathay)。1954年,庞德出版了《诗经》。他从中发现了中国和中华古文明。Cathay一词在欧洲中世纪的旅行家马可·波罗游记中特指中国,具有古老文明传统传承的内涵。庞德选用Cathay而没用China显然出于对中国古代文明传统崇敬的考虑,折射出他的拟古诗学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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