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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鲁迅研究显得十分平静:没有震动一时的力作，没有引起激烈交锋的热点，也再未见“驴子进了瓷器店”式的“豪杰”之辈。但“平静”并不意味着平庸，一些年轻学者的著作，在悄然代写英语论文改变着鲁迅研究的现状，在不知不觉中拓展着鲁迅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仅笔者所见，值得称道的著作至少有以下几种:朱崇科的《张力的狂欢:论鲁迅及其来者之事新编小说中的主体介人》(上海三联书店2006)、汪卫东的《鲁迅前期文本中的“个人”观念》(人民文学出版社)、梁展的《颠覆与生存:德国思想与鲁迅前期的自我观念》(上海文艺出版社2007)、张芸的《别求新声于异邦;鲁迅与西方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李寄的《鲁迅传统汉语翻译文体论》(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等。这些著作都是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所以它既凝聚着老一辈学者(导师)的心血，也充溢着青年学者的锋芒和激情，是鲁迅研究领域的重大收获，读后让人振奋不已。全面评述这些优秀著作不是一篇短文所能完成的，这里要谈的是李寄的《鲁迅传统汉语翻译文体论》(下简称“李著”)，因为从选题和研究思路上来看，该书似乎更具特色，而其中暴露出的问题，也更值得人们深思。

李著在选题上别开生面，出人意料。该书的研究对象是鲁迅在1903年至1918年间用文言(也就是“传统汉语”)翻译的那些文本的文体特征。鲁迅是杰出的翻译家，有关鲁迅翻译的研究近年来成绩斐然，但几乎所有研究都集中于鲁迅在五四之后的现代汉语翻译，而在五四之前的传统汉语翻译，则少有人问津;鲁迅是优秀的文体家，而有关鲁迅文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创作上，对其翻译的文体，则少有人涉及，更不要说他在日本翻译的那些杂七杂八的科技论文和小说文本了。李著将这两个冷门对接，找到了这样一个长期以来被忽视的问题，可谓独具慧眼，但其难度也可想而知。

研究鲁迅文言翻译的文体特征，必然会遇到两个十分麻烦的问题:首先，鲁迅在日本时期留下的那些文言作品，哪些是翻译，哪些是创作，学术界一直聚讼纷纭，如《斯巴达之魂》，到底是翻译还是创作，至今未见定论，更不要说像《说泪》、《中国矿产志》这类科技论著了。其次，什么是译文的“文体”?对一位译者而言，他是否会有自己的“译文文体”?对于第一个问题，李著站在现代翻译理论的高度，突破长期以来鲁迅研究界有关“直译”和“意译”的二元划界，重新对“翻译”进行了界说:“现代翻译学将翻译的范围大大扩展，直译和意译的二元方法被突破，中外都有多元翻译方法的理论建构，编译、译述、硬译等翻译史上的固有名词纷纷焕发新生，成为界定分明的理论术语。”(李著第4页)在此理论基础上，作者建构起“翻译方法的连续体”(有关“翻译方法连续体”的解释，可见该书第16页)，顺理成章地将“鲁迅留日前期科技文本和《斯巴达之魂》划归翻译，’(李著第4页)。在具体论述中，作者又结合相关史料，对此进行了严密的论证，这就为自己的研究铺平的道路。关于翻译的文体，作者认为它是客观存在的，不容抹杀。为论述方便，作者从静态和动态两个角度对“文体”进行了考辨。从静态角度，作者将文体分为两个层面:语体与风格。语体指“句子、语词的组织方式和构造规则，也包括更宏观的文本的篇章段落的组织方式和构造规则”，风格指“译者个性表现在译作中的客观存在，由文字组织的方式具体表现。”(李著第10一11页)从动态角度，作者认为:“译者的翻译文体常常经历习得、掌控、失控三段动态过程。翻译文体建构和解构的背后是译者文体意识的初萌到文体意识的自觉再到文体意识的丧失。”(李著第13页)对鲁迅译文的认定和对翻译文体的严整阐发，为研究鲁迅的“传统汉语翻译文体”搭建起了一个可以操作的平台，一个理论的基底。作者对这些基本概念的清理和界定服务于即将开始的研究，所以也不免带上了“为我所用”的色彩，对此人们尽可以提出疑义。但就这一研究课题而言，作者的界定是慎重的，也是有效的。

在具体研究中，作者遵循自己对文体的基本认识，从静态和动态两个角度对论题进行了系统解析。经过动态考察，作者认为“鲁迅传统汉语翻译文体的习得经历了从袭用既有主流翻译文体到自创翻译文体的过程。以仙台时期为界，鲁迅传统汉语翻译可分为留日前期和留日后期及民国初年。前期鲁迅蹈袭旧体，后期则自创新体。”(李著第31页)在鲁迅最初从事翻译的时候，当时译界有两大流派，一是严复和林纤为代表的风格雅洁一派，以文人为传播对象，可简称为“文”派;二是以梁启超和陈冷血为代表的“语体杂揉，风格激越”一派，指向粗通文墨的民众，以宣传救国为目的，可简称为“质”派。而鲁迅的翻译文体“实行的是‘双轨制’，明显效仿上述两种主流文体，’(李著第33页):《中国地质略论》等科技文追摩严复，《月界旅行》、《地底旅行》等则更近于“新文体”或“冷血体”。追赶时尚的翻译风气给鲁迅带来的是商业上的巨大成功和世俗名声的鹊起，然而鲁迅对此似乎并不满意，他要追求自己独异的翻译文体，这就是《域外小说集》的诞生。

鲁迅翻译文体的转型有着多种原因，李著对此进行了富有说服力的分析。而新的翻译文体的获得，也离不开外在的机缘，李著重点强调了章太炎对周氏兄弟翻译的影响。他认为:“《域外小说集》的翻译是在章太炎的直接启发、指导和鼓励下完成的”(李著第39页)，而反过来，“章太炎通过影响鲁迅以及周作人影响了整个中国文学翻译现代化的进程。”(李著第37页)这些大胆的结论，不只是拓展了鲁迅研究的论域，对中国翻译史的研究也不无裨益。众所周知，鲁迅极为得意的《域外小说集》在市场上遭受冷遇，也可以说是空前的失败。其中原因鲁迅自己多有解释，学界也多有阐发，我们已经耳熟能详。但李著对此提出了新的看法，让人心头一惊:“鲁迅翻译文体的极端先锋性和极端保守性”才是主要原因!他解释说:“鲁迅语体的主体部分……，比严复的译文还奥古，语体的极端保守与复古其时无出其右。同时，鲁迅的翻译语体有着极端欧化的一面—‘循音对译’的固有名词和忠实输人的欧化标点符号在当时极为先锋”(46页)，远远超出了时人所能接受的限度，所以其失败也就在所难免。这一分析是有深度的，也很令人信服。同样为人们所熟悉的是，《域外小说集》、《摩罗诗力说》等文学活动的失败，给鲁迅以沉重打击，他就此沉寂下去，直到1918年写《狂人日记》时重新披挂上阵，焕发出架然独异的光辉。面对这些学界定论，李著提出自己的看法:“1913一1918年前后的四五年常被描写成鲁迅的沉寂期，鲁迅所谓‘沉入于国民中’的说法并不完全可信。如果从创作来看，这个描述或许是准确的。

然而从翻译来看，总体的沉寂之中仍有不甘寂寞的呐喊，只是有些微弱，有些边缘。这一时期鲁迅的翻译着眼之一是美育(《艺术玩赏之教育》、《社会教育与趣味》)，之二是着眼于国民性改造，由儿童教育人手(《儿童之好奇心》、《儿童观念界之研究》)。这一时期，鲁迅只是灰了心，绝没有死了心。”(李著第48页)由此看来，《狂人日记》中的那句“救救孩子”不是心血来潮的产物，而是渊源有自。最后作者考察了鲁迅对尼采《察罗堵斯德罗绪言》的翻译，认为这是鲁迅传统汉语翻译的最后辉煌，也是现代汉语翻译的起点，因为这是鲁迅“一生重译同一作品，而且是传统汉语、现代汉语两种语体兼译，这是惟一的一次，’(李著第48页)。自此之后，鲁迅放弃了传统汉语，走向了现代汉语翻译的新时期。如同《野草》被称为“独语体”散文一样，鲁迅来自《察罗堵斯德罗绪言》的古奥译文“更多地是为自己翻译—借翻译曲折的袒露自己作为启蒙者激越而孤独的精神世界，抚慰自己苍凉而悲壮的心灵”，而对该文的白话译本，则是为了向民众宣传“立人”的启蒙诉求。这种“一鱼两吃”的翻译行为，表达了鲁迅“须听将令”之后，对自我角色的调整。李著对这些问题的发掘与阐释使我们看到，在鲁迅研究边缘散落的那些不起眼的材料和事件，隐含着巨大的开发价值，由此看来，寻找鲁迅研究的生长点，不能只盯着主流的研究方向，还要目光下沉，从边缘处寻找学术生长的土壤。

对鲁迅传统汉语翻译文体的静态考察，作者划分了两个单元:一是科技文本的翻译，二是文学文本的翻译。在考察鲁迅翻译的“科技文本”时，作者依据扎实的史料，对当时科技文本翻译的状况进行了总体评述，然后将鲁迅置于当时的情景中，来考量鲁迅译本的价值，认为鲁迅是“民间主导、国人主译”的代表性译者之一，其译文“具有相当高的纯净度”、“声调铿锵、抑扬顿挫”、“遵循古文家译法”，显示了“科技兴国、实业兴世”的宏大用心。这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提供整理，提供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代写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留学生论文，代写英文论文，留学生论文代写相关核心关键词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