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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引入西方语言学理论和翻译学理论很久之前,中国就有了自己的翻译实践和随之诞生的译学术语。代写英语论文中国传统的译学术语与西方译学术语存在着很大差异。通过分析二者的差异,我们可以找出传统译学术语的可取之处,使其发扬光大,同时借鉴吸收西方译学术语的长处,进一步完善中国译学术语系统化、规范化、科学化的发展道路。

[关键词]中西译学术语差异

一、引言　　

随着翻译理论的进步和实践的积累,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翻译学逐渐被国内外的专家和学者所认可。一门学科的发展和成熟必然会使该领域的一些专门术语应运而生,而术语的规范化和系统化又会推动该学科的发展和完善。术语是某一学科研究的一种媒介和工具。“翻译学的长足发展需要建立并完善自己的元语言间。翻译学发展过程中术语的形成和厘立是这一学科科学化、合理化的表现,是翻译学发展进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阶段。”(邹笃双,2007)术语是“各门学科的专门用语,用来正确标记生产技术、科学、艺术、社会生活等各种专门领域中的事物、现象、特征、关系和过程。”(方梦之, 2004)。据史料记载,早在周代我国就有了关于翻译的活动,即在引进西方的翻译学理论和术语之前,中国已经经历了一段很长的翻译实践之路。译者们从自己的翻译活动中总结出了一些具有民族特色的翻译理论和术语。当我们把中国译学术语与西方术语进行对比时,仍能发现我们传统译学术语的民族特色和尚存在的不足之处。中外译学术语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差异。

二、中外译学术语的差异

1.中国译学术语的零散性与西方译学术语的系统性

在中国古代和近现代的翻译实践中,总结出的译学术语数量比较少,比较零散。“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前,也就是在翻译的语言学研究之前,能够充分反映翻译理论概念的术语贫乏,常用的如直译、意译、原本、译本、忠实、通顺、作者、译者、信、达、雅等,屈指可数。”(方梦之, 2006)比起西方译学界,中国更注重翻译实践,理论研究比较匮乏。在漫长的翻译历史中,很少有专门从事翻译研究的人员。提出“五失本,三不易”的道安,“五不翻”的玄奘等都是在传经诵典的过程中,因翻译外来经书的需要而进行翻译,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提出一点翻译心得。后来又有了严复的“信达雅”,鲁迅的“信顺”,傅雷的“神似”说,钱钟书的“化境”说,他们都是从整体着眼,提出了翻译的总体要求和策略,并没有提出反映翻译整个实践过程的一整套术语。西方的译学研究比中国更系统和深入,因而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描述翻译对象、过程、标准、技巧以及评价等译学术语。如谭载喜主译,由马克和莫伊拉合著的《翻译研究词典》(Shuttleworth& Cow-ie, 2005)里就收录了一些自成体系的术语: CovertTranslation(隐型翻译), Overt Translation (显型翻译); Overtranslation (超额翻译), Undertranslation(欠额翻译); Documentary Translation (文献型翻译), InstrumentalTranslation (工具型翻译); Opera-tiveTexts(运作型文本);ExpressiveTexts (表情型文本), Informative Texts (信息型文本),Multi-mediaTexts (多媒介型文本)。“隐型翻译”与“显型翻译”,“超额翻译”与“欠额翻译”,“文献型翻译”与“工具型翻译”这三组术语分别是从不同角度将翻译分类的,从中可以发现西方翻译理论研究已经深入到各个层次,建立起了比较系统的术语体系。一个完整学科体系的建立和发展必然要求形成一套该领域的术语。通过对比这些术语能帮助我们理清这些术语背后的翻译理论和技巧,指导翻译实践。

2.中国译学术语的悟性与西方译学术语的理性

中国的译者经常是从自身的感受出发,提出一些术语和概念,其中充分体观了译者的主观能动性。中国近代最杰出的翻译理论家严复从传统文章学的丰富经验中悟出译事三难:信、达、雅并在1897年翻译《天演论》时就提出了。在这之前,严复翻译了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很多名人著作,在长期的翻译实践中,他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翻译时,译者首先要做到译本忠实于原本,其中不能含有译者自己杜撰的内容。在此基础上要做到语言通达顺畅,而不是晦涩难懂。此外,译者须具备一定的文学素养,要在译本中适当运用一些修辞手法,使译本富有文采。严复用了寥寥三个字就把译本的标准和对译者的要求表达得淋漓尽致,对后人有着深远的启发。一个多世纪过去了,这三个译学术语至今还为人们广为引用。郁达夫曾说道:“信、达、雅的三个字,是翻译界的金科玉律,尽人皆知。”(转引自罗新璋, 1984)然而,因为严复是对自己的翻译实践有感而发的,其中的具体标准就不容易把握。“以‘雅’为例,可以说它含有‘古雅’、‘高雅’之意;也可以说它指‘风格’、‘文风’;‘雅’既指‘修辞效果’;又可以指‘美学价值’。”究竟什么样的译文才算是做到了“信、达、雅”,不同的译者可能对此有着不同的认识,另外,不同的文体也有着不同的要求,文学作品翻译对“雅”的要求就远远高于科技文体翻译。再如哲学家金岳霖提出了“译味”与“译意”两个术语,所谓“译意”就是把字句底意念上的意义,用不同种的语言文字表示出来;所谓“译味”是把句子所有的各种情感上的意味,用不同种的语言文字表示出来。这两个译学术语中饱含着译者的经验总结和个人感悟。以《翻译研究词典》为例看西方译学术语中体现的理性。翻开此书的任何一页,看到的都是充满着理性思维的术语,比起中国的传统术语,西方译学术语更抽象概括。而对于专业水平较低,或是缺乏翻译经验的人来说,中国的译学术语更形象易懂。其中收录的术语“信息型文本”的解释为“按照赖斯的解释,指三种主要的文本类型之一。翻译信息型文本时,主要目的是向接收者传递信息。这意味着,译者应致力于建立语义对等,然后才考虑其他方面的对等,如内涵或美学对等。同样,若认为某个译本完成了在目标语中再现源语信息性内容的功能,就应当认为该译文获得了成功。”该术语里蕴含着语义学的理论,要搞清楚“信息型文本”的含义,就必须首先具备一定的相关学科的理论知识,如什么是“语义对等”。西方术语的理性和客观性始于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思维,而中国古代的儒家、道家思想则强调人的悟性。当我们在比较中西译论时,发现悟性思维和理性思维两个概念不仅在汉英语言的差异方面起着一定的作用,同样在中西译论之间的差异方面也起着一定的作用。

3.综合性的模糊思维与分析性的精确思维

“翻译学发展的思维模式:精确思维是指以消除一切模糊性、实现对象描述的精确化为目标而运作的思维方式,与之相反,所谓模糊思维是在保留反映对象本质特征之模糊性的前提下运作的思维方式。”(吕俊,侯向群, 2001)中西方思维方式的不同导致了中西译学术语的差异。中国自古以来就强调天人合一的整体思想,在这种民族思维方式的影响下,中国的译学术语从整个语篇翻译的角度出发,提出翻译的困难、解决的策略及译者的追求目标等。以彦琮的“八备十条”为例,“‘八备’本身已是一个完整的译者修养标准,补充‘十条’无外乎使其更完整,达到给译者提供一个治本的对策。”(刘超先,1994)由于没有一套对翻译的具体过程和细节进行描述的术语,中国传统译学术语的规范性不是很强,导致给人比较模糊的印象。例如“信达雅”、“神似”、“化境”等术语就带有明显的模糊性,让人捉摸不定,但同时也给译者留下了很大的想象和创作空间。“中国传统译论缺乏明晰的概念与严密的范畴,重意会而不重言说,没有丝丝入扣的逻辑推理。”(穆雷, 2002)而西方存在一套把翻译过程细化的译学术语,例如“等值翻译”将语言分为词、词组、句、超句体、篇章以及语义深层、语用修辞、语义表层等纵横十五个方面。(吕俊,侯向群, 2001)要求译者在这些方面都要使译文与原文达到最大程度上的对等。把原本经过分析分解为几个层次,从各个方面入手,这样一来该术语体现的对等翻译原则就精确多了,比较容易把握。

4.译学术语的不同理论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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