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论文网

摘　要:　全球化语境下东西文化间对话、交流日趋加强。先秦典籍英译,作为中华民族思想的精髓,毋庸置疑地成为跨文化传播中的主流力量。在经典作品的传输过程中,不同翻译策略面临各自的“悖论”。阐释辜鸿铭“归化”翻译策略产生的背景、原因可知,在多元系统指导下,任何一个现象,都不能孤立的看待,而必须与整体文化甚至与世界文化这个人类社会中最大的多元系统中的现象联系起来研究,进行典籍英译。

关键词:　典籍英译; 翻译悖论; 归化; 多元体系

一、典籍概念的厘定及其英译
《辞海》对“典籍”的定义是;“国家重要文献。《孟子•告子下》:‘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庙之典籍。’赵岐注:‘谓先祖常籍法度之文也。’亦统称各种典册、书籍。《尚书序》:‘及秦始皇灭现代典籍。’《后汉书•崔寔传》:‘少沈静,好典籍。’”[1]由此可见,典籍作为中华民族人民对本民族文化精心思考的精髓,代表着本民族文化水平的高度、深度和广度。
中国在今日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民族身份的建构及民族自豪感的形成,均需通过成功的文化传播途径与方式进行。民族文化全面复兴的今天,典籍英译也成为塑造民族意象的主要活动。自1995年汪榕培教授提出古典名著汉译外是我国文学翻译领域的短线[2]后, 2009年已首次出版由汪榕培与王宏教授合作编写的《中国典籍英译》英语本科翻译专业教材。在东西文化的碰撞中,民族传统文化要走向世界,应如何建构其民族身份,如何在跨文化输出中获得自己的话语权成为一个主动输出者,而不是仅仅一个被动的文化吸收者?如何将典籍中文化意象在“他文化”中成功软着陆?这些都已成为当代译界关注的问题。就笔者现搜集52篇典籍英译相关论文统计中,以翻译策略作为切入点的论文,关注度较高的两种策略为异化策[3] [4] [5]及文化翻译学派为特征的描述性翻译策略[6]。针对上述翻译策略争鸣,本文以多元系统理论为指导,从各策略侧重点出发,结合辜鸿铭儒学经典《论语》翻译为例,既进行历时的比较分析,同时也有共时的介入。

二、源语对应悖论:辜鸿铭“归化”策略与“信”
翻译本身具有的是相互矛盾的两个方面的本质。翻译是一个辩证王国,充满着悖论。奈达曾提到12种翻译悖论[7]。其中一条观点为阐释(paraphrase)性翻译不对,但所有的翻译都包含阐释。清末民初,整个中华民族在“翻译救国救世”的思想下,涌现出大批杰出译者,他们试图从西方观念中寻求答案。毋庸置疑,“西学东渐”运动在中国翻译史以及民族救亡启蒙方面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而在此期间,辜鸿铭在其1924-1927年间的日本演讲中,旗帜鲜明地提出“中国文明的复兴”这一口号。与此同时,辜氏“……言必称古昔,称先王,或为谐语讽士,……”[8]的极端回归传统文化的做法,在当时倍受非议,直至今世,仍有学者将其定义为“狂儒”、“怪杰”、“怪才”。从文化心态角度来看,辜氏在清末民初殖民主义乌云笼罩下,提出只有孔教才能救中国。在翻译方面,辜氏并未跟随当时主流翻译意识形态,而侧重于传新声于异邦,且在传教士(Legge James)理雅各《中国经典》译本出版后,相继翻译了典籍经典代表作《论语》、《中庸》、《大学》。其翻译动机为“受过教育的有头脑的英国人,但愿在耐心地读过我们这本译书后,能引起对中国人现有成见的反思,不仅修正谬见,而且改变对于中国无论是个人、还是国际交往的态度。”[9]辜氏由于早年在西方游学,深谙欧洲思想意识、文化、读者接受程度,由此在翻译过程中,他并未严格遵守当时严复所提的“信、达、雅”翻译标准,转而采取“创造性叛逆“的方式进行翻译。正如其英译《论语》序中所言“我们努力按照一个受过教育的英国人表达同样思想的方式,来翻译孔子和他弟子的谈话。此外,为了尽可能消除英语读者的陌生和古怪感,只要可行,我们都尽量去掉所有那些中国的专有名称。最后,为了使读者能彻底到家地理解文本内容,我们还加了一些注释,引用了非常著名的欧洲作家的话。通过征召这些欧洲读者熟悉的思想系列,对于他们或许会有帮助。[9]”《论语》为政篇第二中“子曰:“君子不器””一句明确提出中国古代君子的修行境界即君子应该博学。辜氏译本为Confucius remarked, “a wise man will not make him-self into a mere machine fit only to do one kind of work.”[10]通过使用“wise man”而非“gentleman”的英语移植方式,阐述中文中“君子”与英语“绅士”所指上的差异。“不器”在《大中华文库》中韦利(Waley)的译本是采用逐词对译的策略,其译本为“not an implement”。虽然原文中字面意义均已译出,但目地语读者很容易对该翻译造成误解和偏见,君子本就不是一件器皿。而辜氏通过补充引申义空白,将本句主旨准确传达给了目地语读者。
在《论语》八佾篇第三开篇“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其中“八佾”作为中国古代奏乐舞蹈的行列,一列称一佾,每佾八人,八佾共64仁。周礼规定,天子用八佾(64人),诸侯用六佾(48人),大夫用四佾(32人),士用二佾(16人)。季氏应用四佾而用八佾,故孔子说他违背周礼[11]。辜氏的译本为“The head of a powerful family of nobles in Confucius’native State employed eight sets of choristers (an Imperial prerogative) in their family chapel…[7]该译文首先用“a powerful family”代替了“季孙氏”专有名词的翻译。其次辜氏采用chorister一词指唱诗班歌手(尤指男童歌手)[11]而并未采用“dancer”[12]这一字面翻译。同时chapel一词在英文中是指(基督教礼拜用的)小教堂或房间(如学校、监狱、私人大宅中等的)[11]而未用到其他译者采用的“courtyard”一词。辜氏该策略与德国阐释学翻译理论家施莱艾尔马赫《论翻译的方法》中提出的“尽可能让读者安居不动,而引导作者去接近读者”观点相契合,由此引起英国读者共鸣。而对于“八佾”所指代的封建礼教制度,辜氏译本既未避而不谈,也不进行注释,只是用“an Imperial prerogative”(帝王特权)进行阐释,让译语读者在其文化中最大限度的理解原文含义。
从读者接受角度来看,刘成禺说辜氏《论语》译本“泰西购者近百万部”,并因此获得1913年诺贝尔文学奖提名[9]。辜氏译本在当时西方世界畅销程度由此可见一斑。正如文化学派翻译理论家安德烈•勒菲弗尔在其《翻译、改写以及文学名声的制控》一书中明确提出译者应帮助目地语读者塑造作品意象,在翻译过程中可协调使用比拟与适度的异域化策略。这是由于读者在接受他文化作品过程中,很难靠自己的想象力接受异域主题或作者,最好的方式就是译者告诉读者这些实际上近似于读者文化中已有的意象[13]。而辜氏这种归化的翻译文风,并不为当时译者所采,相比之下,辜氏译作曾受到几于全盘否定的评论。晚清国学巨子王国维,在仔细研读辜氏《中庸》译本后,痛陈其中大小弊病,颇为刻薄,斥其“以西洋哲书解释古书”、“求统一之弊病”[9]。但若置辜氏译本在当时历史背景下,王国维的评论则有失偏颇。欧洲当时各国出现的是类似于中国人妄自尊大的“中华思想”的另一种帝国主义精神—欧洲中心主义(Euro-centralism)。持有该论调者,不但认为欧洲文明天下第一、其他文明等而下之的骄傲态度、更以各种各样的丑恶形式,抹杀世界上其他文明的伟大功绩[14]。若辜氏译文单纯讲究词汇、语法上的“信”在当时只能带来译文在目地语文学系统中的边缘化与误读。

三、跨文化传播功效悖论:“异化”策略与可接受程度
安德烈•勒菲弗尔提出“文学作品只有通过不断地翻译、改写才能流传下来。若作品无人改写,就将被读者遗忘。”[13]典籍翻译由此就更具传承的意义。21世纪的今天,中国作为东方崛起的大国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提供整理，提供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代写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留学生论文，代写英文论文，留学生论文代写相关核心关键词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