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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文化学派的代表人物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éLefevere)的“改写”理论，将文学研究从微观的语言学研究转向了宏观的社会文化研究，打破了翻译界长久以来围绕直译、意译、对等以及信、达、雅等的争论，极大地拓展了翻译研究的范围，为译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使人们逐渐意识到翻译“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Lefevere，1992a/2004)。翻译本身是一种跨文化的转换，是不同的文化因素相互碰撞，这必然决定了翻译成为“最显著的改写形式”(同上:9)。翻译研究不应该狭隘地从语言学视角断定忠与不忠，而应该置于大的文化背景之下，分析作者策略选择的原因。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掀起了“米兰·昆德拉热”，几乎所有米兰·昆德拉的小说都被译成汉语。一个东欧小国的文学作品译本之多，流传之广，受到如此热捧，在中国文坛少有发生，值得我们予以关注。其中又以韩少功、韩刚二人翻译(下文简称韩译)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影响尤为深远。《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是昆德拉被译介的第一本书(赵稀方，2003:137;李凤亮，2006:9)，然而现存的研究并未对韩译本作出充分研究，几乎无人对韩译本从改写理论进行阐释。尽管一些文章中提到过韩译本中的误译、错译现象(见赵稀方，2003;盛宁，1993;肖宝林，林茂松，1993)，却鲜有人对此种误译现象放在社会历史环境下作出详尽阐释。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是否受到了控制因素的影响?如果是，控制因素是如何影响译者的翻译决策?本文从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着手，从主流诗学和意识形态对译者的翻译策略产生的影响这一角度试作分析，以弥补此方面翻译研究的不足。

2改写论安

德烈·勒菲弗尔在其《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制控》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控制因素”①理论。他认为，翻译或多或少地反映了特定社会主流诗学(poetics)和意识形态(ideologies orideology)对原文的操纵，因此不可能保持原作的面貌。其中，诗学属于文学系统的内部因素，主要由专业人士(professionals)控制;意识形态属于外部因素，由舆论力量(patronage)控制(Lefevere，1992a/2004:14－15)。所谓诗学，勒菲弗尔(1985:217)指出，即“文学系统应该是什么样的”。诗学由两个部分组成，“一部分是文学技巧、体裁、主题、人物、情景和象征;另一部分是关于文学在整个社会系统里有什么或应有什么样的角色”(1992a/2004:26－27)。评论家、书评员、教师以及译者等一些专业人士，起到阻止或者是改写那些与主流诗学相抵制的文学作品、以期为目标语主流诗学和意识形态所接受的作用(同上:14)。翻译活动必定要受到所属文化传统诗学观的影响，与原作表现出这样或那样的不一致(如出现语法结构、文体风格等方面的改变)。意识形态即“世界应该是什么样的”(Lefe-vere，1985:217)。它是一定社会和文化的产物，是权力和舆论力量的意志体现。关于“意识形态”，勒菲弗尔引用了伊格尔顿所作定义，即“一套与维护或颠覆居于社会历史生活中心的权力结构相关的，相互间争夺利益的话语”(谭晓丽，2008:54)。舆论力量则是一个双重的因素，“可以推动或阻碍文学作品的阅读、创作和改写的力量”(Lefevere，1992a/2004:12－24)，对意识形态比诗学更感兴趣。可以是个人或团体、宗教组织、政党、社会阶层、宫廷、出版社以及报章杂志、电视台等传播媒介(ibid:15－17)。它对翻译活动的走向、译者地位、文学作品的兴衰都起到了重要的影响作用。文学翻译尤其是一种改写。不同的文化有着不同的意识形态，这就必然导致两种意识形态的碰撞，要求翻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对此作出恰当的处理。然而，讨论意识形态对翻译的操纵，并非要把意识形态扩大化，赞同在翻译的时候随心所欲地删减。翻译理论有规约性也有描写性的，本文中只是运用了描写的方法，把译文放在它产生的历史环境，重新审视其出现各种“误译”、“错译”的真正原因。单以狭义的翻译定义或研究为出发点，是不能正确描述那个时期的翻译活动的完整面貌的。

3韩少功的具体翻译策略

韩少功在对译本的以及具体的翻译策略的选择上，都体现了上述控制力量的操纵。选择《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这个文本，是因为昆德拉的祖国前捷克共和国和中国有着相似的社会主义历史，其创作的作品迎合了当时中国语境的需要，使中国读者备感熟悉。同时，此小说的创作风格也给中国文坛带来一定启迪;在具体翻译的策略的运用上，控制因素的操纵则体现在韩少功对英文文本的大量删减、词语弱化上。

3.1文本的选择

翻译研究不能只在语码转换圈子内作文章，还应注重对翻译的外部研究，例如选材方面，对作家和作品的选择、对国别文化的选择、对题材的选择等都不是译者任意而为的(赵文静，2006:267－300)。在取材方面，意识形态的影响决定性很大。例如新中国受苏联社会主义文艺思想的影响，摒弃西方(尤其是欧美)现代文学，认为其在政治上是反动的文学。穆旦受当时意识形态和主流文学限制，只能选择苏联文学，但他还是选择了英国的雪莱、拜伦，因为“他们的作品具有‘进步的，革命的、积极的’现实意义，因为具有这些意义，是当时翻译选材的最高标准”(蒋骁华，2003:25)。每一本小说的翻译和介绍都有其阅读的特殊语境。周作人和周树人主张“欲救中国必须从文学开始”，两兄弟合译的《域外小说集》，也曾为中国读者介绍了一些“弱小民族”的文学，却因为直译太过，与当时主流诗学相冲突，在国内外只卖出几十本;梁启超的政治小说强调小说与社会政治的关系，在当时能顺应时代的要求，并且促成了一批揭露社会积弊、宣传维新和革命思想的作品的产生;“俄苏与东欧”等被欺凌与被侮辱的文学，也曾激荡起中国人心中久积的启蒙与救国之愿望;“文革”结束后，中国文坛各种“伤痕文学”、“寻根文学”等具有反思精神的小说，仍不能有效批判这一民族文化浩劫的情况下，昆德拉小说中表现的面对同样境地时的睿智批判，给中国读书界不小启迪。早在1985年，美籍华裔学者李欧梵就曾首次呼吁中国作家和读者追忆南美、东欧和非洲文学，掀起了一场翻译、阅读、评论昆德拉的热潮(李凤亮，2006:9)，契合了当时文学界对“寻根文学”的热衷以及“走向世界”的欲望。韩少功于上世纪80年代访美期间，亲历此书在美国走红场景。《华盛顿邮报》、《纽约书评》等评论界中颇具影响的舆论力量对《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这本书都赞誉有加。欧美和中国有着明显不同的意识形态或政治立场，他们为什么对这本书如此赞誉呢?其实，西方评论界和读者对昆德拉作品的解读与中国不同。他们关注的是昆德拉书中展示的“对斯大林主义的有力控诉”，被捷克共产党开除党籍、取消国籍的昆德拉在他们眼里成为了西方意识形态战胜东方的一个标志，成为其成功推行“文化同化”、“文化殖民主义”的一个范例，再加上舆论势力的推波助澜，昆德拉一时在欧美风靡。韩少功(1987:3)在译书前言中，提及他翻译这本书的原因时写道:“捷克和中国人民一样，他们也经历了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的曲折道路，同样正处在文化重建和社会改革热潮中的中国作者和读者，有理由忽视东欧文学吗?”对于译者以及中国读者来说，昆德拉小说中所表现的内容让译者体会到从未有过的强烈的契合感、认同感。契合感是基于前捷克社会主义制度及意识形态表现与我国有巨大相似性的基础上的。认同感源于昆德拉反思自身命运的勇气。在中国当时那样一种社会环境下，“审查、处分、迫害”等关键词使读者感同身受。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揪心之痛，读者们惊讶地发现，在昆氏小说中、在遥远的他乡，也存在着或存在过类似的意识形态，在解读昆德拉的过程中仿佛也在感受、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提供整理，提供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代写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留学生论文，代写英文论文，留学生论文代写相关核心关键词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