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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从 20 世纪初叶开始，中国翻译界开始了将西洋诗歌引入中国的尝试，近百年来经过了三次诗歌翻译高潮。五四运动前后，诗歌翻译已经取得相当可观的成绩，算是中国诗歌翻译的第一个高潮。建国之后，从50到 70 年代，更系统更理智的诗歌翻译活动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许多大部头的外国诗歌作品译成了汉语。
这可以说是诗歌翻译的第二个高潮。从 20 世纪 80 年代起到现在，虽然只有短短的 20 余年，诗歌翻译却迎来了它最活跃兴旺的时代，应该是诗歌翻译的第三个高潮。纵观近百年的诗歌翻译研究，我们会发现从 19 世纪 70 年代到 20 世纪 70 年代，整整一百年期间，中国的文学翻译大致是以归化为主调；而且我们会发现近百年的诗歌翻译理论史中的主流理论大多是围绕诗歌语言形式与内容的关系这个问题展开的。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内容和形式是无法分离的。内容决定形式，而形式又往往在表现内容方面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一个严谨的译者不仅会移植原作的内容，还要善于保存其原有的形式，力求内容和形式浑为一体。所谓的“形式”，一般包括作品的体裁、结构、形象描写、修辞手段等，翻译中应尽可能将这些形式体现出来，借助“形似”更加充分地传达出原文的“精神”，取得“形神皆似”的效果。[1]
长期以来，在国内，有许多人不大重视原文语言形式传译。在本文中，笔者准备就诗歌翻译中过分归化的现象，归化着重强调一下尊重原文的形象语言的问题。

二、归化与异化
1813 年,德国著名神学家、古典语言学家、翻译理论家施莱艾尔马赫在他的著名论文《论翻译的方法》中提出:翻译的途径“只有两种:一种是尽可能让作者安居不动,而引导读者去接近作者;异化另一种是尽可能让读者安居不动,而引导作者去接近读者。”这两种途径彼此截然不同,因而无论采取哪一种,都必须坚持到底,不可将二者混淆使用。①
施氏只是对两种途径(或称方法)做了描述, 并未对之冠以什么名称。从形式上看,这两种方法颇像我们常说的直译法和意译法。不过,1995 年,Lawrence Venuti在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一书中, 将第一种方法称作“异化法”(foreignizing method), 将第二种方法称作“归化法”(domesticating method),②
如果我们可以笼统地把直译算作异化,把意译算作归化的话,那么就会发现:两千多年来,中国的翻译史跟其他国家的翻译史一样,整个也是一部异化与归化此起彼伏、竞相辉映的历史。
异化与归化是否一定水火不相容? 一个译者翻译一个作品时,是否只能选择一种方法,一用到底,而不可两种方法兼用呢? 异化与归化,说到底也是一对矛盾的两个方面,它们之间不仅是对立的,而且还应该是统一的,因此,要处理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关键还是要讲辨证法。译者在具体运用中,就必须讲究分寸,而不可走极端。过分的异化或归化,都会给译文带来损害。过分的异化,就是不顾读者的需要,不顾目标语的语言习惯,一味追求跟原文的形式对应,结果导致了译文晦涩难懂。严格说来,这种译法不能算是异化翻译,而只能称作流于表象的“伪异化”翻译。过分的归化,就是不顾原文的语言形式,不顾原语的民族文化特征,一味追求译文的通顺和优美,甚至在译文中使用一些具有独特的目标语文体色彩的表达手段,读起来颇像原作者在用目标语写作一样。这样的译文,虽然往往会博得一般读者的喜爱,但是由于能产生“文化误导”的负作用,其危害在一定意义上要超过过于异化的译文。[2]
下面就以莎译为例来探讨
一下过度归化所带来的弊端：

三、语言形式上的过度归化所带来的弊端———误导读者
1987年，刘英凯在《现代外语》第2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归化———翻译的歧路》的论文，尖锐地批评了归化译法，认为这是“翻译的歧路”，并大力倡导移植法，让其在翻译中占有“主导地位”。刘文用实例分析了归化在我国的几种表现：（1）滥用四字格成语，（2）滥用古雅词语，（3）滥用抽象法，（4）滥用“替代法”，（5）无根据地予以形象化或典故化。[3]以下就以莎译为例，从四字格和汉语方言的使用方面探讨一下过度归化带来的弊端。
1、滥用四字格成语
四字格是汉语成语的一种形式,运用得当, 可以使译文言简意赅,且琅琅可读; 但是由于四字格往往带有汉语的文化色彩, 而且书面语色彩浓重, 所以用得太多, 可能带来一些译者始料不及的负面效果。莎士比亚翻译中，常见译者喜欢运用汉语古典文学语言，其中四字格即为一种。但是许多译者完全未谙四字格的审美表达效果，率尔堕于一偏嗜：将四字格运用于人物口语之中。
然而细揆四字格虽有它特定的表达效果，但它毕竟不是一般口语。[4]假定一个人物，尤其是西方戏剧中的人物口中，尽是带有浓厚民族文化色彩的四字格，必然使读者陷入疑似之间———所读是译作、著作，还是西方人与中国人原本就差不多。例如：
例 1 Hol.
Novi hominem tanquam te: his humor is lofty, his discourse preemptory, his tongue file, his eye ambitious, his gait majestical and his general behavior vain, ridiculous, and thrasonical. He is too picked, too spruce, too affected, too odd, as it were, too peregrinate, as I may call it.
(Love’s Labour’s Lost, Act Ⅴ, Scene I)
塾师“吾岂有不知哉！———吾之知彼，犹如知汝也。”此人秉性高傲，语气专横，油嘴滑舌，目空一切，昂首阔步，举止行为，虚浮不实，荒谬可笑，惯说大话；何况又太挑剔，自命风雅，装腔作势，太古怪了，也可说是太南腔北调了。③
莎士比亚笔下人物众多，但其语言，无一不切合人物。不同人物，能使用不同口角，即所谓人物的性格化语言，因此才使人物形象一颦一笑、一举一动逼真可信，写的神情酷肖，须眉毕现。而此例译文，连用“套语”累达 12 个，其中包括四字成语、四字词组、俗语、熟语。如此多的陈言套语，如同书抄，满纸浮艳，又谈何表现人物个性和保存“洋味”呢？倒让人觉得像是一个中国人在罗列成语，排比铺陈，显示其丰富底蕴。此种过于归化的翻译策略着实扭曲了原文的语言形象，误导读者。
2、译文中的汉语方言
方言成分在原文中起着标志人物身份并渲染故事背景的文体功能。但是在译文中, 我们很难说这个功能能够得到忠实的传达。因为方言由于其强烈的文化内涵, 其地域性特点在英汉两种语言之间是不可译的。如果非要对译文进行归化, 以一种汉语方言译一种英语方言, 将不仅传达不出原文的地域背景, 而且会给译文读者形成误导。尽管用通用语也译不出原文的地域特点, 但是这样至少表现出了人物的身份,而且也能为广大读者理解。对于莎译而言，莎译者常因囿于一方，自取适便，以其出生地的方言熟语夹杂于译文之中，更有甚者，为了刻意求俗，不惜多用方言，以造自然，结果反失自然不说，却扭曲了原文的语言形象，误导读者。以下笔者从我国著名莎译家孙大雨（祖籍浙江，出生于上海）与著名莎译家方平（也生于上海）的莎译作品中，摘取几个运用方言的例子来赏析并做一下比较。
例 2
Regan.
Such unconstant starts are we like to
Have from him as this of Kent’s banishment.
(King Lear, Act I, S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提供整理，提供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代写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留学生论文，代写英文论文，留学生论文代写相关核心关键词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