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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102页。 ）正是由于这种设防的心理，西方的东方学家们长期以来在对异族文化怀有一种敬重之情的同时，又保持着一种极为深刻的“他者”的感觉。（注：Bryan s.　Turner:Orientalism,Postmodernism & Globalization,London and NewYork,Routledge,1994,pp183—184.）
　　于是，在接受东方文学时，他们自然而然地以“自我”的标准来审视来自“他者”的作品，做出有意识的选择。这种选择经常置原文化主体的文艺美感于不顾。　　　 如阿拉伯作家赛利姆·巴拉卡特（SalimBarakat）的一部与拉什＠①《撒旦诗篇》（The Satani Verses ）在主题和（魔幻现实主义）风格都极为相似的小说《黑暗中的圣人》（　Sages of Darkness），讲述一个毛拉（Mullah ）（注：毛拉：突厥族对伊斯兰学者的尊称。）的新生儿超自然成长，在出生的当天就提出结婚的要求，而他的傻老爹也居然安排这位“婴儿”与痴呆的堂妹成亲，他们之间有多次怪诞的性遭遇。这部对阿拉伯读者没有多少文学美感、甚至读后生厌的作品，从一个完全外在的、与阿拉伯经验无涉的角度叙述一个荒诞的故事。许多阿拉伯读者对之不屑一顾，而它却竟然被译成英文在西方世界流传，原因就在于西方读者认为这样的作品体现了阿拉伯世界的野蛮、荒诞和变态色情诱惑，它符合西方读者心目中的“阿拉伯形象”。
　　为了抵御东方价值和美感的渗透，西方的有些东方学家甚至在介绍、翻译作品时有意抹杀原作内容的复杂性。阿拉伯女作家哈南·谢赫（Hanaa ash-Shaykh）的处女作《宰哈拉的故事》（The Story of Zahra）英译者将其介绍为一部描述“封闭的中东社会”里否定阿拉伯妇女之人类天性的小说， 却故意回避作品中对西方妇女的冷嘲热讽。 （注：Jenine Abboushi Dallal:The Perils of Occidentalism: How　Arab Novelists Are Driven to Write for Western Readers, See　"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April 24th. 1998, pp8—9.）阿拉伯女作家奈娃勒·赛阿达薇的代表作之一《女人与性》（1972，英文版易名为The Hidden Face of Eve）在1980年译成英文后，西方评论界和读者只对作品所描述的阿拉伯妇女的身体与性感兴趣：“首要的是，她对‘阴蒂切割术’的描写才是所需要的，没有人想去倾听她对伊斯兰的辩护、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评论和对不符合西方原型的阿拉伯妇女的透视。”（注：Jenine Abboushi Dallal:The Perils　of Occidentalism: How Arab Novelists Are Driven to Write for Western　Readers, See "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
 
nt", April 24th. 1998, pp8—9.）
　　西方这种按照自己的审美标准对阿拉伯文学进行选择性引进本来无损于阿拉伯本土文学，但由于现代科技与信息的发展，世界范围内的交流日益方便发达，西方的这种单一性消费机制得以迅速反馈到阿拉伯本土，从而驱动一些唯西方马首是瞻、急欲得到承认的阿拉伯作家为了自己的作品被翻译成英文或法文而转向面对西方读者的创作。这种创作必然置阿拉伯读者的审美趣味于不顾，放弃对阿拉伯语言、文学美感的追求，从而对阿拉伯文学的生产造成一种潜在的危险。
　　这种“为翻译而写作”（Writing for Translation ）的现象虽然在阿拉伯世界还只是少数作家所为，但个别有影响的作家也加入了“为翻译而写作”的行列则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前述提及的女作家哈南·谢赫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她后来创作的小说《沙与没药的女人》（Women of Sand and Myrrh）虽然是用阿拉伯语写成的， 却完全是以西方人作为假想读者的。作品中出现的阿拉伯文化所特有的所指和阿拉伯人所司空见惯的传统习俗，作者不惜花费笔墨大加阐发。如小说中解释进口的布娃娃等玩具被当局销毁的理由，在于不允许生产真主创造物的变形物体。而这点对于所有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来说都是再清楚不过的，根本无需解释。相反地，小说中出现了不少西方文化所特有的所指，如芭比娃娃（Barbie Doll）、斯努皮（Snoopies）、 伍德斯托克音乐节（Woodstocks）等事物对于绝大多数的阿拉伯读者来说是陌生的，但是作者却丝毫不作解释。如此做派对于阿拉伯文学的发展有损无益。
　　所幸的是，阿拉伯文坛的主流仍然是追求阿拉伯的文学美感，面向阿拉伯的读者的。著名作家马哈福兹、赛阿达薇等无不以惊人的勇气、批判的眼光和强烈的忧患意识在审视着阿拉伯社会残酷的现实。在这方面我们也看到了西方文学的积极影响。一方面，阿拉伯的作家们以叛逆和创新的精神学习并借鉴超现实主义、意识流、时空交错、内心独白等现代主义手法甚至后现代主义小说的某些技巧，接受存在主义、精神分析学等文艺思潮的影响，从而促成现当代阿拉伯文学的发展与繁荣。比如马哈福兹就是一个典范。他在重视阿拉伯传统的叙事模式的同时，十分注意吸收借鉴西方小说的形式。他曾一度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作家应当模仿欧洲小说的写法，世界上只有西方小说的形式是神圣的、正确的。”（注：《马哈福兹在回忆》，转引自高慧勤、栾文华主编：《东方现代文学史》，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下册，第1433页。）在授予马哈福兹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词中也特别指出：“由于他在所属的文化领域的耕耘，中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的艺术技巧均已达到国际优秀标准，这是他融合贯通阿拉伯古典文学传统、欧洲文学的灵感和个人艺术才能的结果。”（注：〔瑞典〕斯图尔·艾伦（ Sture　Allen ）在颁发1998年度诺贝尔文学奖仪式上的讲话，见《世界文学》1989年第2 期，第200页。 ）但我们不能因此把马哈福兹列入“为翻译而写作”的阿拉伯作家之列，因为他一直是面向阿拉伯读者写作的。
　　另一方面，阿拉伯作家在价值观念、思想意识上也受到西方文化一定程度的影响。自由、平等、博爱等理念通过作家们的宣扬，已经渐入阿拉伯普通民众之心。而出于对东方传统的专制思想的批判，阿拉伯的作家们尤其重视以自由的理念作为改变社会的武器。当前大多数阿拉伯作家所思考的核心问题，即埃及评论家拉贾乌·纳卡什（Raja'an-　　Naqqash）所说的“费克尔（思想）问题”，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 自由，公正，伊斯兰宗教与世俗主义的谐调。（注：〔埃及〕拉贾乌·纳卡什：《自由与公正无可替代》（La Badil'an al-Hurriyeh wa al-‘Adl），巴黎《阿拉伯祖国》（阿拉伯文杂志，AL WATAN AL ARABI），第 1062期，1997年7月11日，第48—50页。）在这三个方面当中，公正是伊斯兰教传统所固有的，而自由精神和世俗主义的科学精神则更多地受益于西方。（那些“为翻译而写作”的阿拉伯作家更是崇奉西方的价值观念）。
　　推崇科学精神并努力在伊斯兰信仰与科学之间进行协调，这一点在马哈福兹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他的作品中一直贯穿着信仰与科学的线索。他本人亦承认这一点。90年代初，《金字塔》报社曾组织一次关于“阿拉伯文化工程”的研讨会，马哈福兹致函与会者，说：“任何一项阿拉伯文化工程都必须建立在伊斯兰与科学的基础上。”别人要求他解释时，他说：“我们所理解的埃及人，我们与之共同生活的埃及人和我在书中谈到的埃及人，都生活在伊斯兰教之中，实践其最高的价值，毫无喧嚷，也不多言。这一切意味着他们的纯正、宽容、说话诚实、勇于发表意见、忠于自己的立场和温暖的人际关系。这便是埃及人对他们的伊斯兰教明确的表达。但我在致研讨会的谈话中加上了必须接受科学，因为任何一个民族如果不以科学为基础安排他们的事情，那么在民族之林中将丧失其未来。我所有的书，无论新的，旧的，都遵循这两个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提供整理，提供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代写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留学生论文，代写英文论文，留学生论文代写相关核心关键词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