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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 “忽略话语层面,忽略文化最基本的意义建构方式和言说规则,任何异质文论的对话只会有两种可能:要么是千奇百怪的表层文化现象比较,要么就依旧是强势文论的一家独白。 ” [3 ] 异质文论的对话首先要明确对话各方的话语,有了各自不同的话语,然后再寻找相互之间能够达成共识和理解的基本规则。当然,构成这种相互之间都能理解的话语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它需要对自身文学体系的整理、术语的翻译介绍、不同文化社会背景的探讨,等等。但是,不管是确立各对话主体自己的话语还是对话方形成共同话语,对话理论首先要遵循的是 “话语独立” 原则。将 “话语独立”原则放在首位,就是要求我们在对话前确立自己的话语体系,对话中时刻关注自己的话语立场。只有坚持这条基本原则,异质文论的对话才能真正有效地进行。 (二)“平等对话” 原则在提出 “话语独立” 原则的同时,我们也提出了 “平等对话” 原则。要做到东西方跨文明话语真正平等对话是很不容易的。但是,比较文学的跨文明对话如果抛弃或忽略这项平等原则就只会导致一种强势文化的霸权状态。20 世纪中国文化在与西方强势文化交往时就未能重视相互之间的平等,其结果就是造成今天我们所谓的中国文化与文论的 “失语”。20 世纪是中国人经过痛苦反思,在文化上 “别求新声于异邦” 的世纪。面对中西剧烈的文化冲突,中国从西方引入了各种主义。这是一次哲学、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甚至生活方式全方位的输入。就文学理论而言,从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当今五花八门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西方数千年建立的各种体系我们统统都拿来了。但是,在引进中、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中我们忽略了对话,尤其忽略了对话所应当遵循的平等原则。结果怎么样呢 ? 我们学到了别人的理论话语,却失去了自己的理论话语。我们不是用别人的文学理论来丰富自己的文学理论,而是从文化的话语层面被整体移植和替换。这就是中国文化与文论的 “失语症”。所谓 “失语症”, “并不是我们的学者都不会讲汉语了,而是说我们失去了自己特有的思维和言说方式,失去了我们自己的基本理论范畴和基本运思方式,因而难以完成建构本民族生存意义的文化任务” [5 ]。从前面关于话语的分析来看, “失语症” 的病因是我们在中西对话中中国文论本位话语的失落。而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看, “失语症” 所指称的话语失落在深层次上表现为 “中西知识谱系的整体切换” [6 ]。所以,我们倡导中西文论对话的平等意识并不是什么 “后殖民主义” 的意气之争,而是在确认中国传统文论的 “异质性” 基础上与西方文论进行平等对话[7 ]。无论表现为民族本位话语的失落,还是表现为中西知识谱系的切换, “失语症” 的根本原因就是在文化碰撞、对话中平等意识的淡漠和丧失[8 ]。历史经验表明,异质文论之间的对话,只有在坚持 “平等对话” 原则的条件下才能得以有效地进行,否则, “对话” 只能再次变为 “独白”。 (三)“双向阐释” 原则除了 “平等对话” 与 “话语独立” 原则,笔者认为 “双向阐释” 的原则也是跨文明话语对话中一条重要的指导原则。尽管 “阐发研究” 是由台湾学者古添洪、陈慧桦(陈鹏翔)于 1976 年正式提出来的,但 “阐发研究” 作为一种研究手段或方法,早已出现在中国学者(如王国维、吴宓、朱光潜等)的学721 第 1 期曹顺庆: 中国文论话语及中西文论对话术实践之中。笔者在《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基本理论特征及其方法论体系初探》中首次将 “阐发研究”作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五大主要方法论之一。 “阐发法” 虽然 “不比较” 或不直接比较,却因 “跨文化” (跨中西异质文化)而获得了与比较文学研究相一致的 “效果” (杨周翰语),成为中国学派独树一帜的比较文学方法论。针对台湾学者 “单向阐发” 的观点,陈 C、刘象愚在所著的《比较文学概论》中首次提出了 “双向阐发” 的观点。他们指出: “阐发研究决不是单向的,而应该是双向的,即相互的。如果认定只能用一个民族的文学理论和模式去阐释另一个民族的文学或文学理论,就如同影响研究中只承认一个民族的文学对外民族文学产生过影响,而这个民族文学不曾受过他民族文学的影响一样偏激,这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 ” [ 9 ]144 - 147 杜卫还明确提出 “阐发研究的核心是跨文化的文学理解” [10 ]。而我们此处所谓异质话语对话中的 “双向阐释” 原则指的是在新的文论话语的建设中,我们不但要善于吸收外国文论(主要是西方)的长处为我所用,同时也要能够用我们的理论去阐释别国的文学或理论。我们不但要能够拿进来,也要能够走出去,至少要有走出去的意识。这就要求我们在对话中要有话语运用与话语输出的意识。如果说话语平等与话语独立原则是为了守住我们的阵地的话,那么双向阐释的原则则是我们发起冲锋的号角。近年来曾有学者撰文指出: “当一个国家的经济、政治实力都比较强时,其文化一般都是强势文化,而强势文化一般都是输出性文化,弱势文化只能被动地接受强势文化的影响甚至是被同化。 ” 进而得出结论, “中西文论的平等对话在目前,甚至在今后一段时间都是不可能的” [11 ]。我们认为,目前中西文论对话的确是一种不平等的对话,但是之所以造成不平等并不全在于西方国家政治经济实力的强大。美国是很强大,但美国在20 世纪独领世界文论风骚是靠枪炮打出来的么 ? 同为西方强国,英国、日本(从政治意义上可以把它划归西方)怎么不见有什么卓越的理论贡献呢 ? 不可否认政治经济实力与文化的发展有很大的关系,但恐怕美国文论家在 20 世纪的卓越表现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在于他们善于继承西方文论传统以及他们自身强烈的创新意识。因此,尽管中国目前的政治经济尚不发达,但并不妨碍我们在中西文论对话的时候具有话语平等以及话语输出的意识。 “双向阐释” 的核心即在于我们不但要善于利用西方文论来激发中国文论话语,也要敢于运用我们的理论去阐释西方的东西。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世界上发出属于中国学者自己的声音,也只有这样我们新建的文论话语才能既具有民族性,也具有世界性。当然这个过程也许很漫长而且艰难,但只要每个学者都具有这种话语意识,则总有中国文论走出中国的一天。在这方面,王国维先生已经为我们作出了表率,另外当代一些学者运用中国 “虚实相生” 理论阐释米兰 • 昆德拉的作品,也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12 ] 。 (四)“求同存异,异质互补” 的原则跨文明文论对话的又一条重要原则是 “求同存异,异质互补”。刘介民指出: “中西比较文学的出发点是发现其共同性,而探求其 ‘异’ 的价值则是它的主要精神。 ” [ 13 ]302 - 303从求同出发,进而辨异,是异质文论对话的基本出发点。 “异同比较法” 作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重要方法之一,早已引起许多学者的关注。袁鹤翔先生指出: “文学无论东西有它的共同性,这一共同性即是中西比较文学工作者的出发点。可是这一出发点也不是绝对的,它只不过是一个开始,引我们进入一个更广的研究范围,那就是进一步的辨异,故而我们做中西文学比较工作,不是只求 ‘类同’ 的研究,也要做因环境、时代、民族习惯、种族文化等等因素引起的不同的文学思想表达的研究。 ” [14 ] 重 “异”,还意味着对中西方文学民族特色的关注,对中西文论独特价值的探寻,其效果不仅仅是沟通和融汇,而且是互相补充,取长补短。笔者也曾指出: “从根本意义上来说,比较文学恰恰具有两方面的功能:一方面是沟通,寻求各国文学之间、各学科之间、各文化圈之间的共同之处,并使之融会贯通;另一方面则是互补,探寻各国文学之间、各学科之间、各文化圈之间的相异之处,使各种文学在互相对比中更加鲜明地突出其各自的民族特色、文学个性及其独特价值,以便达到互相补充,相互辉映。 ” [15 ]269821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 38 卷“通过以上的比较,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启示:中国与西方文论,虽然具有完全不同的民族特色,在不少概念上截然相反,但也有着不少相通之处。这种相异又相同的状况,恰恰说明了中西文论沟通的可能性和不可互相取代的独特价值;相同之处愈多,亲和力愈强;相异之处愈鲜明,互补的价值愈重大。中国古代文论的重要价值,正在于它不但提出了一些与西方文论相似的理论,而且还提出了不少西方文论所没有的东西。而这些恰恰可以补充世界文论中的缺憾。 ” [ 15 ]2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