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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五四以来，在中西方文化冲突与整合的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的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倾向极其明显，文化只是工具，不是目的，文化讨论不是为了建构一种新文化，而只是实现中国人强国之梦的手段。尽管这种倾向在中华民族经受生死存亡考验时，为中国人民突破长期以来的封建意识形态束搏和为中华民族摆脱压迫走向独立起过积极作用，但也存在着根本性的缺陷。

关键词:中西文化冲突与整合功利主义实用主义

从“五四”运动时期的“东西方文化论战”到20世纪80年代所谓的“文化热”，中西文化的冲突与整合一直是几代中国知识分子最为关注的话题。反省百年来这两场文化讨论，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倾向是其共同的特点，文化只是工具，不是目的，文化讨论不是为了建构一种新文化，而只是实现中国人强国之梦的手段。从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救亡”之路，到今天文化讨论中的“现代化”强国之路，文化争论尽管歧见毕呈、众说纷坛，但其落脚点却是一致的，都在于现实的功利上。如在对待中西文化的态度上，“西化派”以为惟有西方文化才是拯救中国的灵丹妙药，“保守派”以为只有中国固有文化才能救亡图存，“调和派”以为只有会通中西文化才能使中华民族真正复兴，结论尽管不同，但其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出发点是一致的。中西文化冲突与整合中的这种功利主义倾向有其产生的历史根源。从历史上看，尽管鸦片战争以前，西方文化也曾通过传教士传人中国，中国文化也曾通过各种途径传入西方，但中西文化真正的交流、碰撞却发生在鸦片战争之后，是伴随着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殖民征服开始的。

中国人接受西方文化的同时，也被迫接受了西方的军事侵略、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因而摆脱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救亡运动就成为当时这一代中国人的首要任务。中国知识分子研究西方文化也不可能不关注中国的命运，不可能不将西方文化与西方的殖民征服联系起来。中国人反省落后挨打的原因，大致经过三个阶段，即器物的落后一制度的落后一文化的落后，最终将落后的原因归结为文化。从文化上探讨中国落后、西方强大的原因成为这一代知识分子的根本任务。同样，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讨论中，“现代化”取代“救亡”成为新的主题也有其历史背景。时值“文革”结束，改革、开放之初，西方新思想再度涌入中国，反思传统，学习西方，探索中国的现代化发展道路成为这个时期的中心环节，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讨论也不可避免地要围绕这个中心。

因此，“中国文化是否阻碍现代化?”“中国文化能否现代化?”“中国文化怎样现代化?”就成为这场文化讨论的主要问题。由此可见，中西文化冲突与整合中的这种功利主义倾向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初期是不可避免的。这种功利主义倾向也有其积极意义的一面，特别是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考验的历史时刻，为中国人民突破长期以来封建意识形态的束缚，为中华民族摆脱压迫，走向独立都起过巨大的历史作用。但同时我们也应清楚地看到这种功利主义倾向也有其根本的缺陷。首先，“救亡”问题，“现代化”问题，并不仅仅是一个文化的问题，不能将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完全归结为文化。这种思维方式，究其理沦实质是一种文化决定论的思想，这种思想在中国古已有之，而随着西方思想家的鼓吹更加流行起来，其中尤以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理论影响最大。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韦伯认为，资本主义之所以在西方产生，而不在中国、印度产生，根本原因在于西方基督教新教的伦理观念启发教徒以积极、正面的人生态度从事世俗活动，从而造就了资本主义文明，这种理论片面夸大思想、文化的作用，用文化来解释一切。诚然，思想、文化对社会的政治、经济有促进或阻碍作用，但并不起最终的决定作用，日本、东南亚的资本主义经济的涌起已经充分证明了韦伯这一理论的缺陷。

但日本、东南亚的“经济奇迹”同样也不能归功为儒家文化。一个社会的发展有其自身的内在规律，基督教新教与儒家的伦理观念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都起到过一些积极作用，但都不是决定作用，因而仅在文化上寻求“救亡”与“现代化”的根本出路，在理论上是片面的，在实践_L更是行不通的。其次，从中西文化交流的长远目标看，这种功利主义倾向导致文化上的实用主义。将文化只是当做解决现实问题的工具、手段，而不能以文化的态度来对待文化，这无疑有碍于中西文化的进一步交流与融合。这里牵涉到什么是文化的问题，文化的定义尽管繁多，但终不外广义和狭义两种，本文的文化是指狭义上的，专指渗透到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有关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审美趣味等观念性的东西。因而文化本身并不具有直接的实用性，相反，超功利性、非实用性恰恰是文化的基本特征，特别是作为文化核心部分的哲学、宗教、艺术等领域，其超功利的人文精神更为显著，因而仅从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态度去对待中西文化，往往会使我们对西方文化的理解、乃至对本民族文化的认识都只能停留在表面上，带有很大的局限性。

纵观百年来的文化讨论，不是停留在“西体中用”、“中体西用”等大而空泛的结论上，就是纠缠于“中国文化是否阻碍现代化”等问题中，很少能真正深人中西文化内部，使中西文化的对话与整合难以进行。真正的文化交流必须摆脱这种功利主义倾向，按文化本身的内在规律来对待文化，不能将文化仅仅作为解决“救亡”与“现代化”的手段。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与外来文化交流的成功经验，由佛教传人中国所带来的中印文化交流堪称文化交流史上的典范。有许多学者也曾从各个方面总结中印文化交流的经验，以为中西文化交流的借鉴。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往往为学界所忽视:中印文化交流与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根本差别在于，中印文化交流中的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倾向很小，这也正是中印文化交流之所以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当然这也与佛教传人中国的历史背景有关。佛教传人中国不像西方文化传人中国那样伴随着西方对中国的武力征服，而只是出于纯粹意义上的宗教的传播，印度也未对中国构成政治、军事的威胁，中国人接受佛教也主要是出于探索真理、寻求精神解脱的纯文化动机，这在历代赴印求法的高僧身上有充分的体现。

与“五四”时期留学海外的中国人的文化救国目的不同，留学印度的中国高僧则完全是出于宗教的热情与虔诚。当然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后，也曾出现过“夷夏之辨”以及封建帝王利用佛教统治人民的情况，但这始终不是中印文化交流的主要方面，作为中印文化交流主体的广大中国佛教徒，基本上摆脱了功利主义的影响，而以一种超功利的文化态度来接受印度佛教，这就使中国佛教徒能真正做到“为法捐躯”，深入印度文化的内部，体会其文化的精髓，这样才使中国文化有足够的时间消化、理解印度文化，最后加以整合、创新。中印文化交流给我们最重要的启示就是只有摆脱文化交流中的功利主义倾向，才能使真正的文化整合成为可能。世纪之交，中西文化的冲突一与整合再度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关注的焦点，如果我们仍然摆脱不了功利主义情结，中西文化的真正整合就难以实现。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提供整理，提供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代写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留学生论文，代写英文论文，留学生论文代写相关核心关键词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