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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体是重要的语法范畴，二语时体习得是二语习得研究中一个重要的领域。动词突显度是指动词的一般过去时形式和一般现在时形式差异的程度[1]。研究发现，动词突显度影响时体的标记，学者们由此提出了突显度假设（saliencyhypothesis）。该假设可以概括为：动词的突显度越高（即一个动词的一般过去时形式和它的一般现在时形式的区别越大），这个动词被标记为一般过去时的可能性就越大[2]。国外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就在二语习得中对动词突显度进行了研究[1][2][3]。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起步晚（最早始于蔡金亭），相关的研究也十分缺乏，大部分的研究结果与突显度假设不完全一致，而且国内的研究都是采取单一类型的语料（口语或者书面语），同时基于口语和书面语语料的研究迄收稿日期：2013－01－15基金项目：2009 年“广东高校优秀青年创新人才培育项目”基金项目“中国英语学习者一般过去时习得——口笔语对比研究”（项目编号 wym09020）。英语语法作者简介：杨燕锋（1981－），女，广东茂名人，硕士，湛江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从事应用语言学理论研究。黄燕燕（1982－），女，广东茂名人，硕士，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助教，从事语用学及英语教学研究。龚雯（1979—），女，广东韶关人，硕士，湛江师范学院讲师，从事语言学及英语教学研究。梁亮（1982－），女，广东湛江人，硕士，湛江师范学院讲师，从事认知语言学研究。今尚未见及。本文将弥补这一不足，从口笔语对比的角度考察中国英语学习者过渡语中动词突显度和一般过去时标记之间的关系，以检验突显度假设的普遍性，并尝试揭示不同的语体下突显度的作用有无不同。

二研究背景

（一）动词突显度的分类对于突显度的分类，引用较多的是 Wolfram 和 Bayley的分类方法。Wolfram 先把英语单词分为规则动词和不规则动词。规则动词又分为两类：一类是以/t/或/d/结尾构成过去式的非成音节动词，如 talk/talked；另一类是以/id/结尾构成过去式的成音节动词，如 treat/treated。不规则动词分为四类，按照突显度由高到低的顺序排列为：1．异干互补形式，如is/was，go/went；2．内部元音变化加规则后缀，如 do/did，keep/kept；3．内部元音变化，如 come/came，sit/sat；4．语素替换形式，如 have/had，make/made。Bayley 在 Wolfram 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动词突显度分类体系，把动词分为两类规则动词和七类不规则动词，其突显度由高到低排列为[4]：1．异干互补形式和 be 的第一人称单数形式，如 go/went，am/was；2．双重标记动词（内部元音音变+t/d 后缀），如 leave/left；3．通过内部元音音变、省略尾音及加 t/d 后缀的方法形成一般过去时形式，如bring/brought，think/thought；4．通过内部元音音变形成一般过去时形式的强动词（strong verbs），例如 come/came；5．系动词 be 除第一人称单数外的其他形式；6．词素替换160形式（replacive forms），如 have/had，send/sent；7．规则非成音节动词，如 play/played，talk/talked；8．规则成音节动词，如 want/wanted，yield/yielded；9．情态动词，如 can/could，will/would。从以上分类中，我们可以看出，Bayley 的分类体系较Wolfram 有两点改进之处。第一，把系动词 be 分为两个次范畴，即 be 的第一人称单数形式和 be 除第一人称单数外的其他形式。因为 be 的第一人称单数形式 am 和其过去时形式 was 完全不同，而 be 的第二人称 are 和第三人称 is 在变为过去式 were 和 was 时，至少保留了一个辅音/r/或/z/，所以am/was的突显度要比are/were和is/was高，这正是Bayley将 be 的第一人称单数形式归为异干互补形式的原因。第二，把情态动词 can/could，will/would 和 may/might 单独设类。单从语音结构考虑，这些情态动词应归为第二类，但是由于情态动词的时间功能概念比较模糊，既可以表示过去也可以表示现在，因此把它们归为突显度最低的一类。蔡金亭、陈晦所使用的动词突显度分类体系是在Wolfram 和 Bayley 的分类基础上修改而成。具体分类为[5]：不规则动词：突显度较高：I1：异干互补形式和 be 的第一人称单数形式，如 go/went，am/was；I2：需要内部元音音变和辅音后缀的动词，如 leave/left，buy/bought；I3：只需要内部元音音变的动词，如 come/came，fly/flew；I4：be 除第一人称单数外的其他形式；突显度较低：I5：词素替换形式，如 have/had，send/sent。规则动词：突显度较高：R1：词尾字母双写加 ed，如beg/begged；R2：把词尾 y 变为 i，然后加 ed，如 study/studied；突显度较低：R3：非成音节动词，如 play/played，talk/talked；R4：成音节动词，如 want/wanted，start/started。从以上分类中，我们看出蔡金亭、陈晦和 Bayley 的分类体系有三点不同。第一，他们把情态动词排除在外。第二，他们将 Bayley 分类中不规则动词的第二和第三类合并为一类，即 Wolfram 分类中的第二类不规则动词。第三，在规则动词的分类中，他们加进了 R1 和 R2 两类，更加全面。（二）相关研究语素研究最先发现动词突显度在二语习得中的作用。Dulay & Burt 发现，英语学习者标记不规则动词的比例高于规则动词[6]。在对一项日本儿童学习英语的历时研究中，Hakuta 发现比起通过后缀形成一般过去时形式的动词（如talk/talked），通过词根变化形成一般过去时形式的动词（如come/came）较早地被习得[7]。他把这一语素习得的顺序部分归因于突显度原则（principle of saliency），认为前一类动词比后一类动词的突显度高。基于 16 名越南人的英语口语访谈语料，Wolfram 分析了感知凸显度（perceptual saliency）在学习英语过去时标记中的作用，发现不规则动词的过去时标记率显著高于规则动词。不规则动词内部的一般过去时标记比例由高到低为：异干互补形式、内部元音音变+后缀 t/d、内部元音音变、语素替换形式。规则动词中非成音节动词的一般过去时标记比例比成音节动词高。Wolfram 把各类不规则动词的标记特点概括为突显度假设，即如果一个动词的形式和它的一般现在时形式区别越大，那么该动词被标记为一般过去时的可能性就越大。Bayley 基于在美国学习和工作的20 名中国人的英语口语访谈语料，运用变项规则分析法（variable rule analysis）研究了语言因素和社会因素对过去时标记的影响。他把动词按其突显层级分为九类（详见 2.1），结果发现各类动词的总体标记比例顺序为：异干互补形式（66%）﹥内部元音音变+规则后缀（即 Bayley 分类中的第二和第三类动词）（58%）﹥强动词和 be 的第二和第三人称形式（46%）﹥词素替换形式和非成音节规则动词（33%）﹥成音节规则动词（22%）﹥情态动词（11%），这一结果与突显度假设一致。与 Bayley 的研究方法相类似，Tajika考察了日本大学生英语过渡语中过去时标记的使用情况，发现突显度趋向于形成变项规则，但是其制约作用不明显。在国外的研究中，大部分结果支持突显度假设，在国内则不然，支持突显度假设的研究只有郭鸿杰、周芹芹[8]。他们基于中国大学生口语语料库（SECCL），采用 Bayley 的分类方法，探讨了动词突显度对过去时标记的影响，发现学习者使用的不规则动词的过去时标记比例显著高于规则动词，且动词的突显度越高，其过去时标记的比例也越大，该结果与突显度假设的预测相符。而国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提供整理，提供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代写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留学生论文，代写英文论文，留学生论文代写相关核心关键词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