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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呼啸山庄》是一个文学类型的混合体。它跨越了英国19世纪“女性小说”的两种不同类型——哥特式小说和家庭式小说。小说类型从哥特式向家庭式的转变与妇女社会地位之间的相互关系,表明文学形式在政治上并不是无知的,符号系统和各种表意实践,与现存的权力体制的维持或变革是密切相关的。《呼啸山庄》与英国同时期其他女作家的作品相比,具有与众不同的诸多特色。作家不追求作品情调的统一和风格的纯粹,能够调和不同的文学传统,情节和主题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所创造出的情绪也是复杂的。小说表现出的非同寻常的力量和独特的风格,它的“女性幻想”的怪僻性,使读者深感震慑。如果从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早期英国小说传统发展的角度来看,该小说在文学类型上更像是一个混合体。小说的这一特点,为探讨英国女性作家与小说的传统历史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些有趣的话题。《呼啸山庄》涉及到不同的文学传统和流派。作者运用现实主义的手法,将传奇故事中的魔鬼附体、世纪哥特式小说的浪漫与维多利亚时期形成的家庭式小说的传统结合到一起。作者对民谣和民间素材的吸取,对传奇形式和奇异怪诞幻想的运用,对情感的渲染,对童年的观察,对志存高远的自我和个性的浪漫主义追求的表现,都使小说与浪漫主义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小说表现出对社会和责任的新的关注。将家庭理想化的倾向,似乎又和维多利亚时期小说所关心的问题更为接近。艾米莉-勃朗蒂采用一些饶有趣味的手法,使自己的作品包容了不同的传统和流派, 有时候它们融为一体,有时候又并行不悖。然而,历史上的某些小说类型,可能与当时社会对性别的看法有关。通过研究这两者间相互影响的方式,就可以发现, 《呼啸山庄》在文学类型上所表现出的混合性,可能也和性的问题相关。小说跨越19世纪“妇女小说”的两个不同类型 ——哥特式小说和家庭式小说,而且它和这些文学类型之间的关系也绝非是简单直接的,要想确定它属于哪种类型,似乎是很困难的。故事以18世纪至19世纪家庭式小说的熟悉场景为开始,可是即使是在小说的第一章中,山庄里的生活与高雅作品中的惯例和习俗也显得那么格格不入,令人难以理解,而到了书中的第二章和第三章,人们会发现,故事所表现的文学类型与社会环境,越来越和自己的预想与期望大相径庭。凯瑟琳鬼魂的出现,希斯克利夫狂热的反应,将小说带入到哥特式的文学流派和奇异怪诞的风格之中, 从而赋予小说非凡的力量。小说中恩萧-希斯克利夫-林顿的恩恩怨怨,描述的是家庭内部和外部关系变化的轶事。奈莉·迪恩对这段往事的讲述几乎就是一段“家庭浪漫史”[1]。这一术语是弗洛伊德用来描述家族的幻想的,儿童试图通过这种幻想来解释他们在对本体的确认和自我的界定方面所面临的困惑。男性争斗是该小说的主题之一,它始于希斯克利夫和辛德雷之间,接着又延续到恩萧家之外,是埃德加·林顿与希斯克利夫为吸引凯瑟琳的注意而展开的竞争。奈莉对希斯克利夫种种恶行的描述,勾画出一个哥特式的恶棍,一个魔鬼般的人物。可是,植入这样一个哥特式小说框架之中的,却是另一个故事,一个表现出维多利亚家庭式小说现实主义趋势的故事。小说后半部的情节具有双重性,表现的是林顿·希斯克利夫、哈里顿·恩萧和凯瑟琳· 林顿等第二代人的故事。这个故事显然有着一个哥特式的开端:邪恶的哈里顿暗中对凯茜的引诱,凯茜与林顿的不情愿的婚姻,以及山庄对凯茜的束缚禁锢等。可是故事的终了却是维多利亚家庭小说中常见的传统形式的结局,男女主人公克服了社会设置的种种障碍,退入到居家生活之中。在这样一种幽居的家庭环境之中,社会合作的价值得到了更新。在小说中,哈里顿和凯茜从呼啸山庄搬迁到画眉田庄,达到了这类故事的完满结局。《呼啸山庄》中第一代人的故事类型,更多地表现出哥特式的特点,同时也体现出浪漫主义的特色,对神秘怪诞的超自然现象和对蛮荒自然的表现。在18 世纪和19世纪,哥特式文学就是妇女作家的代称。女性哥特式文学是一个复杂的小说类型,它在表现妇女的恐惧的同时,也提供了逃避恐惧的幻想[2]。女性哥特式小说,将女性的生存状态同时或交替地表现为禁闭和隐匿,在表现女主人公的勇气和胆识的过程中, 充分展示了女性幻想的魅力。《呼啸山庄》中的很多哥特式成分,可以看作是女性哥特式文学对女性恐惧的表现和研究的范例,而造成这种恐惧心理的正是家居私邸。对于女性来说,这样的宅邸既是避难处又是监禁所。凯瑟琳·恩萧的故事几乎可以被看作是这一小说类型的原型实例。她的童年,是在囹圄般的闺室生活与旷野中无拘无束的漫游的交替之中度过的,而在画眉田庄内卧榻之上的休养则是她青春期开始的标志。女性的成熟和与埃德加的婚姻,进一步使她蛰居于上流社会的家室之中。在她的哥特式情节的结局中,越来越多地出现了禁锢的体验,而禁锢的空间也变得越来越狭小,从住宅到她的卧室,最后是她自己的身体“这个破碎的牢狱”,她渴望脱离这一禁锢的桎梏,正如同她渴望摆脱女性的束缚的心情一样。伊莎贝拉从上流社会家庭令人窒息的束缚中逃往呼啸山庄,却陷入更为无情的家庭牢笼之中,这样的家庭已变成男性暴力的堡垒。所以伊莎贝拉的故事的焦点也是妇女的命运,是妇女受到的束缚,只不过束缚的方式与程度不同而已。凯瑟琳·林顿故事的前两段与伊莎贝拉的故事如出一辙。作为一个勇敢的年轻女性,凯茜对上流社会的约束和画眉田庄过分戒备的环境非常反感,但是在与林顿·希斯克利夫不得已的婚姻之后,她又将以前家庭的束缚视为一种庇护。在洛克伍德的眼中,早期的凯茜是家庭的囚徒,不仅受到自身的恐惧和希斯克利夫的暴力的束缚,而且受到当时有关夫妻法律的束缚,受到自己公公财势的压制。婚后为人之妻的她,继承父亲的合法财产,又转变为自己丈夫的财产。后来当她成了寡妇时,又落入到公公希斯克利夫的合法控制之中。对妇女的合法控制是小说情节中的重要内容,这一特点在伊莎贝拉婚后的生活场面中得到生动的展示。女性哥特式类型的小说所探索的,是妇女的力量与弱点之所在,是家居环境对她们的束缚和她们在家庭中的作用,以及婚姻和有关财产的法律对她们的节制,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她们是无力改变这种现状的。女性家庭式小说以不同的角度来表现这些问题,并且同哥特式文学一样,都“涉及到家庭成员之间 (常常是错位的)的关系,都试图让妇女理解,对强加的束缚和由此而引起的妄想狂式的恐惧进行抗争的重要性”[3],所以这些相同之处促成了哥特式小说和家庭式小说两者的结合。当然,在《呼啸山庄》中哥特式与家庭式这两种文学类型得以延续并存,并不仅仅是因为它们有着共同的主题,而且是因为这两种类型相结合而产生的结构上的连续性。例如,尽管书中第一代人的故事通常与哥特类型相联系,而第二代人的故事却多与家庭类型相关,甚至第二代人的故事的最终结局也带有明显的传统家庭类型的色彩。可是小说的叙事结构,尤其是它错乱的年代次序,使得两代人之间的界限趋于模糊,也使得故事类型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在这一过程中,艾米莉·勃朗蒂对哥特式框架的故事所做的改动,是尤为重要的一个因素。在早期的哥特式小说中, 故事讲述者常以日记、信件和其他文件资料的方式, 来叙述主要的故事情节。《呼啸山庄》同样如此,洛克伍德这个局外人起到某种媒介的作用,而奈莉这个知晓内情者所讲述的故事,是经过他传递给读者的。这个叙事者始终处于两个世界之间,一个是他与读者共有的现实世界,另一个则是奈莉的故事向他揭示的家族私邸世界。洛克伍德的中介作用,再现了男女两个世界之间的隔离。这种隔离深藏于小说的行为之中,这种隔离也影响了读者,“家庭内部的真实现状被浓厚的传统意识所遮蔽”[4]。这种分层次的叙事方法也有助于弥合内与外、私下与公开、家庭风格与哥特风格之间的裂隙。洛克伍德所体验到的并加以渲染的哥特式恐怖,是以他所代表的文化意识为支撑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他对故事脉络的讲述就显得尤为重要。这位高雅的评论者与恶魔般的希斯克利夫同样善于玩弄手腕,同样表现出自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