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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上牵连了太多政治与文艺的线索，在他的文本和发言中也杂有领袖之声的艰涩复调。当他获取了权威话语的殊荣与力量，也自然必须背负起与权力话语相关的文化责任。这就使周扬的鲁迅阐释火带着文艺政策的功利粗糙，真诚性难以辨别。纵观周扬的文艺评论，会惊讶十在其文本之中所表现出的鲁迅接受的延时性。鲁迅对十革命血与火、破坏与建设、文艺与宣传的预见，构成了周扬从“一切文艺都是宣传”到《文艺与生活漫谈》的缓慢演变。鲁迅关十大众文艺形式的思想星火，更是成为了周扬对延安大众化文艺展开探讨的理论来源。晚年周扬以生命的最后热度投身“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探索，被党内的批判当头一棒，却在鲁迅早年留口的文论中找到心有灵犀之处，从未有过的知音之感，使周扬的鲁迅话语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真诚与热烈。周扬终生坚守马克思主义信仰，探寻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实现之途。尽管最终以身殉道，回应了鲁迅的断语，成为一名真正的革命者，然依旧绕回了鲁迅的无物之阵，他将鲁迅的“立人”精神看作马克思主义真理，再次开启尘封的启蒙之门，使人不由感叹启蒙力量的恒定强大持久倪坚。
对周扬与“鲁迅传统”之间宿命纠葛的探索，不过是试图通过“鲁迅传统”来探寻一条人文知识分子走过的曲折路途。炮火轰毁了花鸟摆设、罗曼蒂克，陷入倦怠的五四启蒙走到了转变的边缘。民族危亡将有着入世之根的知识分子推入庙堂。经由鲁迅吊唁，中共完成了对鲁迅资源、话语权的专有，同时向这一批寻找饭依的文化人抛出了政治橄榄枝。知识分子们以只身奔赴革命红都回应，在民族使命感的推动下，急地参与到由政治之力主导的“官方鲁迅传统”构建之中，实现了官方与人文在特殊历史形势下的合谋，鲁迅传统”的革命演绎，既是民族黑暗中的精神之光，也成为了文艺与政治联姻仪式的庄严誓词。
“暴露黑暗”则透露出知识分子对十被政治收编、逐渐消音的警觉，这无疑是“在压力之中寻求相对独立”‘的尝试。当知识分子们企图以人文理想来实现自我标举之时，他们与作为中国优秀知识分子典型的鲁迅相遇。鲁迅思想内核中的启蒙精神再次成为高扬的旗帜，“鲁迅传统”也面临着重构的崭新契机。迎接延安“体制内文化人”的是一场肃杀的文艺整风。不仅“延安之春”迅速凋零，蛰伏已久的“文艺大众化”借由整风运动蔓延开来。“鲁迅传统”同无奈转向的知识分子一起接受了“大众化改造”，从“暴露黑暗”的“不死的杂文”到“歌颂光明”的“工农兵大秧歌”，政治的“《讲话》方向”取代了文艺的“鲁迅方向”。随着新中国的建立，政治上的成土败寇，决定了文化的优劣

选择，“国统区”的文化资源被解放区整合，“五四传统”在清除“异端鲁迅话语”的一场场大批判中彻底失落。当知识分子们以谦卑惶恐的姿态，俯首接受“工农兵改造”时，“鲁迅传统”也在十七年接连不断的文艺整批中，被进一步具体化、政策化，丧失了其丰富的精神脉络，走向了文革“妖化”的极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