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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中国政治经济的发展，中国英语在社会的各个领域也日益起着重要的作用。本文从中国英语的形成，定义，特点，以及中国英语和中式英语的区别对中国英语进行分析，认为中国英语能反映中国的特色，有利于把中国推向世界，在国际交流中起着积极的作用，值得大家进一步的研究。　　　　一、前言　　　　英语在过去的50年里逐渐成为了一种全球性的语言，在国际会议，跨国公司和互联网上都得到了广泛地发展和应用。据1995年3月23日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统计，有14亿人居住在以英语为官方语言的国家里，而把英语作为母语或接近母语的人数在12亿和15亿人之间。　　英语的全球化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它是以牺牲英国英语或美国英语的标准为代价的。同时，英语在加速全球化的过程中也带来了广泛的本土化(nativization)，虽然英国英语和美国英语仍是全球英语的主流,但人们发现一批带有地域特征的英语,如澳大利亚英语、南非英语、尼日利亚英语、新加坡英语等也纷纷崛起,使作为全球英语标准的英美英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半个世纪以来,具有地域色彩的英语已成了语言学家讨论的话题，而具有地域色彩的英语在各自国家的对外交往中也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中国，改革开放和政治经济的发展，使得学习和使用英语的人越来越多，国际交流也越来越频繁。因此，具有中国地域色彩的英语——“中国英语”的研究也就日显重要。　　　　二、“中国英语”的界定　　　　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认为，语言是“一个民族进行思维和感知的工具”，每一种语言都包含了一种独特的世界观。语言习得的完成，是某种思维方式形成的标志。一个人一旦首先习得了汉语，形成了中国式的思维方式，他将不可避免地在其英语使用中夹带中国特点。由于英汉文化的差异，在用英语表示中国社会文化中某些特有的事物与现象时，经常发现空词项，即英语中无对应表达，出现了表达真空。这时人们常通过音译、译借、语义再生等手段，使汉语词汇进入英语交际，从而形成了“中国英语”。由此可见，中国英语的特点主要是由中国人所固有的思维模式和中国特有的社会文化所决定的［1］。　　对中国英语的界定，1980年葛传规先生提出“中国英语”的概念。他说：“在旧中国和新中国，讲或写英语时都有些我国所特有的东西要表达。如“科举(imperial examination)”、“翰林院(Hanlinyuan, Imperial academy)”、“五四运动(May Fourth Movement)”、“赛先生(Mr. Science)”、“德先生(Mr. Democracy )”、“白话文(baihuawen)”、“双百方针(Two hundred Policies)”、“人民公社(people’s commune)”、“四个现代化(four modernization)”这些不属于讲英语民族的人所惯用的词语，应当称作China English［2］。这个提法指出这些英文表达法都是正确的，因此葛传规先生肯定了中国英语现象。 1991年汪榕培先生将中国英语定义为“它是中国人在中国本土上使用的、以标准英语为核心、具有中国特点的英语”。李文中认为“中国英语是以规范英语为核心，表达中国社会文化诸领域特有事物，不受母语干扰和影响，通过音译、译借及语义再生诸手段进入英语交际，具有中国特点的词汇、句式和语篇。中国英语主要构成包括音译词、译借词以及独特的句式和语篇”［3］。后来，贾冠杰、向明友进一步指出，中国英语是“操汉语的人们所使用的、以标准英语为核心、具有无法避免或有益于传播中华文化的中国特点的英语变体”［4］。罗运芝简单概括为“中国英语是载汉语语言特征的英语变体”［5］。　　　　三．中国英语的特点　　　　目前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国英语是以规范英语为核心，用来表达中国特有的事物与现象的一种英语变体。它是英语国家使用的英语跟中国特有的社会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是国际使用型的英语变体。中国英语有其自身的特点：　　（1) 词汇方面，具体表现为数量大、淘汰率低、翻译方式灵活多样、表意准确，许多汉语借词常见诸英美报刊，如具有历史文化特色的词汇:Confucianism(儒家思想)、 Five Classics(五经)、 paper tiger(纸老虎)、 Great Leap Forward(大跃进)、 Cultural Revolution (文化大革命)、Chinese herbal medicine(中草药)等;反映中国时代变化的词汇:two civilizations (两个文明)、 One China Policy(一个中国政策)、 iron rice bowl (铁饭碗)、 open－door policy(开放政策)、 floating population(流动人口)、 vegetable basket project(菜篮子工程)、 emancipate the mind and seek truth from facts(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special economic zone (经济特区)、 reform and opening－up program (改革开放)、 the cause of building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等。甚至有些习惯表达法,例如中国人见面时常说的long time no see(好久不见了),也为英美人所接受。　　（2) 语音方面主要反映在超音段音位层面,如重音、音渡(juncture)、弱化、同化、连读。即使英语再熟练,中国人的语音语调总会同英语本族人有差异,但是这些语音方面的差异不影响正常的对外交往。所以有的学者认为：中国英语的语音语调应以中央电视台和中国广播电台英语节目的主持人的为准，而不是去刻意模仿所谓“地道的”西方人的发音。　　（3) 语篇方面，由于受到汉语思维与汉语句法的影响，中国英语倾向于修饰成分前置，致使中国英语在语篇内句子简短，单句偏多。就篇章和文体而言，汉语的陈述和描写跟英语相比更加崇尚华丽，而英语写作崇尚平实；英语论说文喜欢用委婉含蓄的句式陈述观点，而汉语则喜欢直截了当。但在中国人的英语写作和宣传资料中，汉语写作特点和篇章结构几乎难以避免，尤其是在英译的政论文章中。　四、中国英语和中式英语的区别　　　　中国英语不同于“中式英语”。《译学辞典》曾对“中式英语”作出如下解释：中式英语（Chinglish）指口头或书面表达的不地道的英语［6］。Chinglish是由Chinese和English 两词掐头去尾拼缀而成，中式英语不符合英语的规律和习惯，说者的思维方式、表达方法以及词汇的选择和搭配都是中国式的。它是死译、硬译、字对字翻译的结果。与洋泾浜不同的是，中式英语是不规范的，有时晦涩难懂，甚至容易产生误解。外交部外语专家王弄笙著文列举了中式英语的种种表现，主要有：　　（1) 搭配不当：“来信写道”the letter writes, 应为 the letter reads; “取得成就”make achievements, 动词应为 score/attain; “革命接班人”successor to the revolution 应为 revolutionary successor; 　　（2) 重复累赘：“为了推动中美关系的方法，中国需要进一步了解美国，美国也需要进一步了解中国。”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a-US relations, China needs to know the US better and （the US also needs to know China better）. the development of 可省，句末括号内的文字用vice versa 代替；　　（3) 修辞词过多，画蛇添足：“彻底粉碎”completely smash，smash的本意是break completely; “完全征服” completely conquer, conquer 不可能是 partly；“伟大的历史性转折” a great historic change, historic 已经还有great；以上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