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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生物学、信息科学、文化学、翻译学、语言学等多学科结合的跨面研究的新兴学科,模因论对各个学科当然包括语言学和语用学都提出了新的课题和启示。本文讨论的是与基因有同有异的模因尤其是语用模因的复制和传播规律。本文立足于广义的模因(论),并略倾于模因符号观,运用认知语用学(关联论)的理论基础,在介绍模因论的最新研究动态和问题之后,通过语言-语用(词素、词语、话语、语篇)各层面的例析指出,模因复制有语用的和反语用的两类,原模因和模因变体的“同异关系”合适与否取决于新旧模因宿主(交际者)在元语用意识调控下能否攫取一种“同构/变异取向度”的适度、平衡的和谐美。文章最后分析了极端的模因变异,指出了人们识解模因变体困难之原由,并提出了解决方法。模因宿主的元语用意识和模因变异[1] 1 模因导语模因(meme)[2],亦译为“谜米、觅母、密母、拟子、仿因、理念因子”,是新达尔文主义(Neo-Darwinism)倡导者Richard Dawkins(1976)在“科学幻想小说”般的书里提出来的概念[3],指的是文化传播中像基因的遗传一样被不断复制(replicate)和传播(propagate)的东西,是从大脑到大脑的信息单位(Dawkins 1982:109),如一种新思想,一个新词语,一个新行为[4]。模因论/模因学/密母学(memetics)常把模因描述为“病毒”(viruses)——感染(infect)而寄生(parasitize)于新宿主的大脑,随时再“感染”给更多的(宿主的)大脑。(见何自然2005)假如基因等于生理(微)成分加上遗传,那么,模因就等于(大、小、广义、狭义)文化加上复制和传播。基因是生物的,是遗传,呈现出被动、惰性、静态;而模因是文化的,是复制和传播,是主动的、能动的、动态的[5]。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主要是文化模因复制和传播的效率(这一点归功于模仿能力),而非语言优劣、大脑的大小或智商的高低(Blakemore 1999,转引自高纯娟2005)。据Marsden(2000)和何自然、何雪林(2003)介绍,Gabriel Tarde(1890)着书名曰“The Laws of Imitation”(模仿的法则/规律),其核心观点为人类历史是模仿的历史。从Dennett(1995)开始,国际上探讨模因(论)的文章和会议越来越多,到Blakemore(1999)时,模因论作为一个分支学科似已兴起。目前模因论有模因信息观(以Lynch(1991)和Dennett(1995)为代表)、思想传染观(以Gatherer(1998、2001)为代表)、模因符号观(以Deacon(1999)为代表)等。Blakemore主张拓宽模因的外延,这样就使上述观点和谐共处。本文赞成她的做法并略倾于模因符号观。(关于更多更新的模因论研究请见第4节) 值得说明的是,(1)如“模因/meme”这个词所示,模因具有模仿的成分或“因子”,模仿有程度之别,这样一来,模因包括完全和部分复制两种。meme在法语里意思为“相同”(见注2)。(2)模因可以大到一整个宏观思想、行为方式、语篇,可以小到一个概念、一个词素、一个标点。(3)上面(2)所说的或大或小的模因以复制和传播为充要条件,不被复制或传播的就不是模因。(见Blakemore 1999:66)(4)人类的文明、(语言)文字、文化等的进化与其所是“自然选择”(natural selection[6])的过程和结果还不如说是“(文化)模因选择”(memetic selection)的过程和结果。(见Vaneechoutte & Skoyles 1998)(5)至于复制和传播,“大脑是复制器(replicators),文化实体(cultural entities),如词语、概念、思想、态度、知识等,本身不能复制”(Gabora 2004)。思想本身也不是复制器,互相联结的(associatively-structured)形成内化的世界模式、思想网络——统称为“世界观”(worldviews)才可成为复制器,可称为“原始复制器”(primitive replicators)[7]。世界观复制是零碎的(piecemeal),“在社交中主要是通过文化实体的表述(expression)、同化(assimilation)、调适(accommodation)”来实施。复制在文化进化中发挥重要作用。(同上)而且,我们认为复制以传播为目的,传播以复制为前提。(6)从结构看,有简单或基本模因,有模因复合体(meme complex,见Lynch 1991)。一个根隐喻(如莎士比亚的“世界是舞台”)是简单或基本模因,其相应的派生隐喻(如“大家都是这个舞台的演员、有出场和退场、每人扮演多个角色、他是个丑角、我唱主角”)就是模因复合体。(7)共时地看,模因的复制程度、传播范围和生存领地有大小之别,与其他模因一道构成“模因域”(meme register)或“理念因子库”(ideo-meme-pool)的能力也有大小之分[8]。(8)历时地看,模因的传播和生存的历史和寿命有长有短,有的横跨几世纪甚至永恒,有的则昙花一现。根据Dawkins(1982,xii),“成功的模因复制”(与传播)有“高保真度”(copying fidelity[9])、“多产性”(fecundity)和“长久性”(longevity)的特点[10]。所说的“成功的模因复制”仅指一些生命力强的、“同构取向度”高的模因(见3.3)。既然模因以复制和传播为充要条件,而模因的生命力和存在特点就与新旧宿主复制和传播的复制-传播意识——模因的元语用意识(meta-pragmatic awareness,简称MPA)——有关,而且我们关心的主要是(语言-)语用模因(pragmatic meme),主要指为一定的语用目的(pragmatic goal/purpose)服务的实实在在地使用的语言模因(因子)或模因域,因此,下面我们着重讨论MPA的高低与语用模因的变异之间的关系。由于文化、思想和行为的复制有无形的“导向标准”(guiding criteria,Baldassarre 2001),我们下面有时用形容词“(社会)语用的”表示的是“正确、恰当、策略的,符合语用原则(如合作原则、最省力原则)和导向标准”的含义,而“反(社会)语用的”指的就是其对立面。 2 调控语用模因传播的MPA 虽然关联论的创导者之一Sperber(1996、2000)并不赞成模因论[11],本文还要提及并运用Sperber & Wilson(1986[1995、2001])的关联论观点(的合理模因(因子))。交际者在交际中的任何一句话语都具有关联性(relevance)和意向性(intentionality),前者指话语与前言后语、交际者双方的认知环境(cognitive environment)、客观交际情景等的紧密联系,后者指交际意图(communicative intention[12])或语用目的,关联性与目的性可以互相解释,它们也可以从交际者的MPA那里得到解释,因为,只有MPA才能确保话语的关联性和目的性。这样一来,话语者的MPA愈高,一般说来,话语就愈关联——最佳关联(optimally relevant)或者最大关联(maximally relevant),除非言者有意弱关联(weakly relevant)甚至不关联(irrelevant)[13]以达到特殊的语用目的;所实现的语(境)效(果)(contextual effect)也就愈大或愈重要——该语效表现为隐含结论(implied conclusion[14])或语用目的。也许不需要耗费多少心力去进行言语/语码的选择的显性或隐性策划(planning),交际者的话语就是也应该是关联的。这一事实不能否定交际者MPA的存在。而语用目的的实现与否,语效的大小以及能否兑现,则明显地依赖较高程度的MPA。通常的情况是,你的语用目的越特别,或者语效越大,或者标记性越强,你为策划实现该语用目的或语效的话语方式所付出的心力就越大,你的MPA也就越高。假如你要向一个一面之交借上千元,就得绞尽脑汁(MPA高)启动某个/些语用策略,否则休想得逞。 “语言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