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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广州在19世纪是中国重要的通商口岸, 也是中外语言接触交流最频繁的地区。本文通过对19世纪早期广州地区编刊的若干红毛番话读本和《华英通用杂话》、《英语集全》等商贸英语读本的介绍和分析, 考察了这些番话小册子和商贸英语读本在晚清广州地区学习商贸英语中的不同作用, 以及这些读本编纂对于中西文化交流的影响。
      在相当长时期里, 广州一直是中国重要的大陆开放港口。1698年, 法国商人首先在广州设立商馆,1715年, 英国东印度公司也在广州设立了商馆, 随后, 西班牙、荷兰、丹麦、瑞典、美国等国相继在广州设立了商馆。1837年, 广州的英国行号已增加到156家。①商馆商行需要的验货、定价、征税等都由清政府控制的“公行”来经营, 因此需要一批进行日常外语的通事或行商来帮助打理。充当洋行行商的有安徽人、广东人, 而福建人居最多数。但在鸦片战争前的相当一段时期里, 清政府是不允许民间学习外语的, 民间学习外语的情绪淡漠。由于中外商贸和各种交涉在持续发展, 中外贸易逐渐在拓展, 作为中外之间交流的媒介—— —粗通外语的通事和买办就无法真正禁绝, 如在广州的中外贸易活动中, 长期活跃着一批既了解中国市场, 又略知英语的通事和买办。
     19世纪初华洋杂居的局面最早在广州形成了双语和多语交流的文化环境。我们感兴趣的是在清政府严厉禁止私习外语的情况下, 除了少数有在海外进入学堂学习英语的条件外, 还有许多通事和买办究竟是怎样来学习和掌握洋泾浜英语的, 是否有帮助他们学习使用的英语读本? 本文试图通过对19世纪中期若干红毛番话读本和早期商贸英语读本的介绍和分析, 来考察这些番话小册子和英语读本在晚清广州地区学习商贸英语中的作用, 以及这些读本编纂对于中西文化交流的影响。      一、 “红毛番话” 、 “鬼话” 读本
    1836年, 美国公理会传教士卫三畏在《中国丛报》上发表的《广州的“行话” 》一文中, 指出当时中国东南沿海的商人都有学习洋泾浜英语的热情, 然而当时广东沿海没有一个公开的学校可以教授中国人学英语, 传播洋泾浜英语学习方法的是有一种相当于中、小学校“男教师” ( School Master) 职务的人被行商雇佣, 专门在“行”等一些发生贸易交换的场所现场教一些初学者们简单的英语字句, 用于基本的交流, 比如货价的多少、物品的名称等。卫三畏称这些男教师人数不是很多, 其中有人还在美国的Cornwall的一个学校中学习过两年, 说出来的英语非常地道, 比任何一个在广东的中国人都标准。［ 1 ］（卷4, 1836年, PP428- 436)配合通商口岸商界日益增长的对于英语学习的要求, 19世纪30至70年代, 出现过一些题名“红毛鬼话” 、“红毛番话”的初级英文读物。1837年10月的《中国丛报》上刊载有据说是卫三畏写的文章, 提到两本奇特的词汇集, 一是记录洋泾浜葡萄牙语单词和词组的《澳门番话杂字全套》 , 34页, 包括有1200个词语; 另一本是广东佛山刊刻的《红毛买卖通用鬼话》( Hungmaou mae tung yung kwei hwa, or those wordsof the devilish language of the red- bristled people commomly used in buying and selling) , 16页, 不到400个词语。①周振鹤先生在《大英图书馆所藏〈红毛通用番话〉诠释》一文中还列出下列红毛番话: 德国人硕特 ( Short) 1840年为勃兰特堡选帝侯图书室所编的藏书目录《御书房满汉书目录》中所提到的《红毛话》 , 该书用粤语来注音, 如用“今”来标注英语的“来 ( come)” ; 大英图书馆所藏的约成书于1850年的《红毛通用番话》 ; 清末省城广州以文堂刊刻的《红毛通用番话》、广州成德堂所刻《红毛通用番话》、广州璧经堂所刻《红毛通用番话》。②其他还有成德堂刻本、富桂堂刻本、荣德堂刻本。内田庆市指出:“各种版本之间署名有所不同, 比如富桂堂版、以文堂版等是《红毛番话贸易须知》 , 荣德堂版是《红毛买卖通用鬼话》 , 但是内容基本上是一致的 (只是注音的汉字有一些出入)。” ［ 2］目前笔者所见到的这些红毛番话读本的封面上多画有一穿着扣形装饰的不中不西的长褂子的洋人,头戴一顶三角帽, 手持一根手杖, 腰后佩剑。一般多没有一个英语字母, 每一个词或短语都是用大号汉字列中文原文, 然后用小号汉字列出中文原文相应的洋泾浜英语词的粤语注音的汉字。因为当时阅读这些红毛番话读本的通事, 绝大多数是“但知夷语, 不识夷字” , 只要求充当舌人, 并不奢望去阅读英文文献。乾隆四十九年 ( 1785年) 十二月初九日, 两广总督舒常、广东巡抚孙士毅奏报, 当他们从犯案的西洋人哆啰的寓所搜出一些书信, 传唤通事逐一翻译时, 通事称“伊等止可通译语言, 所有洋字不能明晓无讹” 。道光二十一年 ( 1841年) , 余姚县有英国人送来的两张字条, 浙江巡抚刘韵珂等招来留在浙江的一个著名的广东通事江彬, 结果他也不识英文, 只得到英国人处请求口述, 其实字条上仅仅只是简单的收文月日及人员姓名, 并无别样言语, 但却连这个著名的广东通事也看不懂。［ 3］（ P48)这些会说不会看英语的通事和一些与洋人打交道的仆役、苦力和店铺主, 是上述每本才卖一两个便士的《红毛通用番话》的主要读者群。笔者所见广州璧经堂刊刻的《红毛通用番话》 , 全书共有词或短语372条, 分“生意数目门” 、 “人物俗语门” 、 “言语通用门” 、 “食物杂用门”四门, 各93条。该书所选的词语显示了商业贸易的特点, 如开篇“生意数目门” , 收录一至一百、一千、一万等数目字; 一厘、一钱、一两、一尺、一丈、一箱、半斤、一斤至百斤等数量词; 泔多、减些、唔要、中意、唔中意、公道、几多钱、老实等商贸用语共93词, 是教授生意数字、部分数量词的读音, 显然为了贸易交际的便利;“人物俗语门”收录皇帝、老爷、大班、二班、买办、剃头匠、财主、老公、老婆、干净、乌糟等93词; “言语通用门”收录请、坐、唔好、几多银、价钱、你买、你要、泔高、泔长、泔阔、出街、落船等93词; “食物杂用门”收录面头、米糖、沙糖、西瓜、咸鱼、牛乳等93词, 在食物中所列的词汇最为丰富, 如鱼类有鲈鱼、鰜鱼、草鱼、挞沙、白蟮、咸鱼等。③     这些番话读本反映出广东英语的一些基本特征, 如一至十的发音分别为温 ( one)、都 ( tow)、地理( three)、科 ( four)、辉 ( five)、昔士 ( six)、心 ( seven)、噎 ( eight)、坭 ( nine)、颠 ( ten)。一些典型粤语如“乜货: 屈听 what thing” ; “唔做得: 哪坚都no can do” ; “俾钱: 劫加示give cash” ; “泔夜: 梭坭地so night” ; “乌糟: 凸地dirty” ; “龟公: 各居cuckold”等。周振鹤先生归纳出这些“红毛番话”读本的五大特征: 首先由于词汇量小, 一册不到400个词的教材, 要勉强应付日常需要, 因此常常不得不采用一词多用, 如“味” , 即me, 也可以当I, mine, we, us, our, ours使用。Man可以有各种搭配, 以少记一些词, 如tailman, sailman一类。其次是发音简化, 尤其是辅音结尾的英语词, 对国人来说不容易读出, 常常就把此辅音省去, 如milk只读成“摺” 。当然有时也有繁化, 在辅音后再加一个元音, 以符合汉语的发音习惯, 如lack读成 “厘忌” ( lackee) , call读作 “加林” ( callam) , please读作 “鼻离士”( pilease)。这种发音的中国化, 还体现在将汉语所无的辅音如th- 作了改变, 如thing实际上读成ting, 所以注音为“听” 。第三是留有洋泾浜葡语的痕迹。一些常用词, 如savvy (晓得) , maskee (系都好, 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