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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英语霸权,一个看似局限于语言学研究范围内的问题,其实与民族国家、国际体系、文化霸权等国际关系领域中的诸多问题密切相关,因而本文中对英语霸权概念的界定是建立在国际关系视角下的。这样一个概念的界定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它明确了语言霸权问题的研究视角,为考察英语霸权的历史演变历程,深入剖析其本质奠定了理论基础,使我们对英语霸权有了更清晰、全面、深刻与系统的认识。

关键词: 国际关系视角; 民族国家; 霸权; 文化霸权; 英语霸权概念

文中对英语霸权概念的界定是建立在国际关系视角下的。因为它明确了语言霸权问题的研究视角,为考察英语霸权的历史演变历程,深入剖析其本质奠定了理论基础,使我们对英语霸权有了更清晰、全面、深刻与系统的认识。

一、语言霸权性的由来
语言的霸权性从何而来?按照语言学关于语言基本问题的论述,语言的基本属性应更倾向于社会性。历史语言学的两个主要奠基人拉斯克和格里姆都十分注意语言的社会性质,格里姆说语言就是历史,不是指文献,而是指语言本身包含着社会内容。后来,新法兰西学派代表人物继承和发扬了这个观点。梅耶曾明确指出:“语言毫无疑问是社会现象。”[1]19世纪末20世纪初,语言学家博厄斯和萨丕尔又再次强调了语言与社会、历史、文化的联系,到了20世纪中期,斯大林沿用了这样的思想。今天,在对语言认识的进化过程中,还是将社会性看作是语言的基本属性之一。
语言的社会性是语言霸权性由来的基础,肯定了语言的社会性,就是肯定了语言与社会、文明(文化)、民族(种族)等一系列相关社会现象的密切关系,而纵观人类历史,民族与民族之间、文明与文明的或融合或冲突的关系,是产生各种形态霸权的基础,语言的霸权性也随之产生。

二、英语霸权:民族国家语言霸权
一个民族文化的形成、发展、吸收其他文化都要通过语言来实现,因而语言的历史往往同各民族文化的历史相辅而行。“当民族在人类历史上作为一种在语言、居住地域、经济生活、心理状态上稳定的共同体出现时,语言就深深地打上民族的烙印,成为民族和民族文化最典型的表征。”[2]“nation”一词在中世纪的拉丁文《圣经》中被固定地用作因“语言、法律、习惯、判断方式和习俗不同”而与别人截然不同的人民。[3]
同样是在中世纪,无论是拉丁语的”lingua”,法语中的“langue”,德语中的“Zung”,还是捷克语中的“jazyk”,都可译作“语言”;而同样是这些词,既可以指语言,也可以用来指说某种语言的人群。[4]到了中世纪晚期,一些地方语言开始在文学和行政领域中使用(包括英语),语言逐渐成为骄傲和认同的依据,继而又成了冲突的根源。从18世纪开始,伴随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美国的独立战争,“民族主义”喷薄而出,其结果是导致了从专制主义国家到群众性民族国家的剧烈转变。语言在这个时期也被空前地“民族化”了。
英语作为英格兰的民族语言,与英国在近现代作为民族国家兴起和发展同步;英语霸权的确立,与英国作为现代民族国家霸权的确立同步。因而与西方历史上的拉丁语不同,也与东方历史上的阿拉伯语、汉语等不同,英语霸权从一开始便是作为民族国家语言霸权确立起来的,其与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的产生与发展密切相关。

三、英语霸权:英美文化霸权的重要形式之一
语言作为传承文化的工具,其与文化的关系是相互涵盖、相互互动的:首先,语言是文化的最重要载体,其他载体只能向人们显现文化的一个部分,甚至是文化的一个角落,而语言则全面地储存着文化的整体信息;其次,语言本身又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它是史前时期的产物,是人类无意识的创造;它既不属于主观世界,也不完全属于客观世界,具有介于二者之间的性质;再次,语言与文化具有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关系。
在当代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中,文化霸权成为目前国际关系中国家霸权政治的重要表现形式。尽管文化霸权概念的提出与运用是近几十年的事,但文化霸权现象并非近些年来的新事物,只是反映了目前文化霸权在国家霸权政治中日益提升的重要性。根据对文化霸权的诸多定义,文化霸权的行为主体依旧为民族国家,只是其研究视角建立于国际体系上,强调“某个社会步入现代世界系统过程中,在外部压力的作用下被迫接受该世界系统中的核心势力的价值,并使社会制度与这个世界系统相适应的过程。”[5]
国际关系视角下的文化霸权具体包括语言霸权、信息霸权、媒体霸权和制度霸权。[6]可见,语言霸权是文化霸权的形式之一;不仅如此,语言作为文化载体,成为其他霸权形式的核心,信息、媒体和制度霸权都需要通过语言形式表达出来。语言霸权在文化霸权中的重要地位可见一斑。
英语霸权,作为英美的民族国家语言霸权,从确立之日起,便成为英美文化霸权的形式之一,尽管文化霸权概念在那时还没有提出;在当前的国际关系实践中,作为英美文化霸权的核心表现形式,英语霸权在国际体系中发挥着越来越举足轻重的作用:“英语实际上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基石这一观念尽管还需考察,但这一假设起码从表面上看是很有分量的断言。”[7]

四、霸权:“王道”与“霸道”的结合
“霸权”对应的英文是“hegemony”,其本义是指国与国之间的政治统治关系,所以其含义更接近汉语的“领导权”。与此相对应,汉语中的“霸权”与中国先秦思想家孟子所说的“霸道”(与“王道”相对)更接近,指以武力、刑法、权势等统治天下的政策,似与英文“hegemony”在含义上不对应。然而,正如中国国际关系学者王逸舟总结:霸道与王道的杂合,是当今世界由西方主导的国际制度和国际规则的重要特征。汉语中的“王道”指以仁义统治天下的政策,即孔子所谓“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荀子曰:“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
基于此,本文中“hegemony”的对应词依旧为“霸权”,而非“文化领导权”,其含义界定包含“王道”与“霸道”双重含义;而本文中“英语霸权”概念中的“霸权”也是双重含义的结合:“王道”表现为英语依仗英美国家超强实力建立起来的领导权,在世界倡导、推行其制度、原则、价值观的同时,将英语语言推行到世界各地;“霸道”表现为英美对语言推广与其他制度、价值观等的推广一样,不可避免地带有目的性和强制性。

五、国际关系视角下英语霸权概念的确定
综合上述分析,本文中对英语霸权概念的界定如下:首先,英美霸权作为近现代国际关系史发展中的两条主线,是近现代以来伴随民族国家兴起,逐步发展、强盛起来的两个民族国家霸权,因而英语霸权具有鲜明的民族国家语言霸权性质;其次,由于语言既是文化的载体,又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形式,使得英语霸权成为英美文化霸权的重要形式之一,与英美国家的政治、经济、科技、教育、大众传媒等密切关联;再次,从“霸权”的含义来看,英语霸权中的“霸权”是一种与民族国家霸权意义相同的“王道”与“霸道”的结合;最后,基于如上的出发点,本文通过对英语霸权的历史演变的考察,确定了英语霸权的具体内涵:伴随英美霸权的历史演变,英语霸权经历了从地理平台语言霸权到制度语言霸权再到软权力语言霸权的历史演变过程。

[参考文献]
[1]张公瑾,丁石庆.文化语言学教程[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4.
[2]王星,等.人类文化的空间组合[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3][英]安东尼•史密斯.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M].叶江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6.
[4][英]彼得•伯克.语言的文化史———近代早期欧洲的语言和共同体[M].李霄翔、李鲁、杨豫译,北京: https://www.51lunwen.org/ 北京出版社, 2007.
[5]Schiller H I. Mass Communication and American Empire[M]. New York: Augustus. Kelley, 1976.
[6]潘一禾.文化与国际关系[M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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