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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旨在从翻译中内容与形式的问题入手，分析了内容与形式统一的重要性，强调译者应在翻译实践中努力做到神形兼备，意形兼得。在翻译实践中，译者应尽量在内容和形式这两方面保留和体现原作的原貌和精神，在理解原文内容的同时，要分析其语言形式的特点，倾听弦外之音，尽力在译文中再现原文语言特点，保留其审美要素，不可随意抛弃原文的形式。
　　
　　人类有翻译活动已是很久远的事了，罗马人从公元前三世纪开始，就大规模地翻译古希腊的文学著作，中国的《礼记》记载了公元前五、六世纪的口译(不排除笔译)活动，有文字记载的笔译佛经的活动则开始于公元二世纪中叶，翻译的历史可谓久矣!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是直译，还是意译，始终是翻译家们争论的一个焦点问题，到了今天，则进化为形似还是神似，更引而申之为语言学派还是文艺学派，至今未有一致的看法。
　　神似与形似的问题直接牵涉到内容与形式的问题。傅雷和不少译家提出“重神似不重形似”的主张，其用意可以理解，虽然神似比形似更重要，但并不完全否定形似。引用著名画家叶浅予的话，从另一角度来考察形与神的问题：“凡是画，都要求形神兼备，有人认为‘得意’可以‘忘形’，就是说，传神可以遗形，这是不妥当的。神是依附于形的，形不准，神也就失之真。所以我们常说：‘以形写神。’”“这些话的意思，无非是说神要依靠形来加以表现，这同用形式来表现内容的观点是一致的。形式不完美，严重遗形，内容必然受到损伤，神也就无从保全。从而，要求神似，也必须从形似做起，做不到形似，神似也就难以实现”。“神似与形似，同内容与形式的关系等极为密切。何谓形式，如何在翻译各种体裁的作品时加以再现，的确也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课题。根据一般的理解，我认为，形式大概包括作品的体裁、结构、手法和语言等等。形式由内容所决定，反之，内容只能通过一定形式来加以表现”。“总起来讲，神似与形似和内容与形式，都表现为艺术风格”。
　　可见内容与形式同样重要且不可分离，翻译既要传达内容，也要重视形式。有人甚至认为，一个文本只有在它的形式比它的内容更能打动读者的时候，才能称之为文学作品。这在某种意义上，说明了文学中形式因素的重要性。同一个主题，可以有多种表达形式，在当代外国文学中，一部为人称道的作品，往往不是因为它的内容有多么骇世惊俗，而是因为它的表现形式是新颖独特的，或者说，得益于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结合，比如加缪，比如杜拉斯。他们的作品翻译，为我们本国文学的创作无疑产生了新的动力。加缪不是那种盲目追求形式的作家，也不是那种单纯注重思想的作家，他始终要求内容与形式“保持经常不断的紧密联系”。无论是内容溢出形式，还是形式淹没内容，在他看来都会破坏艺术所创造的世界的统一性，而艺术，恰恰是“一种要把一切纳入某种形式的难以实现的苛求”。然而内容与形式结合得越完美，对翻译造成的障碍便也越大，这一点尤其体现在诗歌翻译中。
译者的主观意愿都是既想保住形，又想传达神的。然而事实上，一些主客观因素迫使译者在形神之间作出选择。一个译者拿到一篇作品，他想把作者说了些什么和怎样说的传达给读者，他要考虑作者和原作的时代背景、文化特点和语言风格，他首先要保留的是原作的语汇、句式和结构，赖此传达出原作所包含的人物事实、作者的思想感情和文本的风格；他不能保留的，如区别中外语文的一些特殊的句式结构(包括文化)等，他必能采取适当的方式曲为表达。一种语言要安稳地到达另一种语言，必要经过“颠顿风尘、遭遇风险”的过程，然而毕竟是可以“安稳”到达的，须知在多数情况下中外文是一致或近似的，正所谓“天下文人之脑力，虽欧亚之隔，亦未有不同者”(林纾语)。有些情况需要变通的，无论什么样的译者都会变通的，决不会胶柱鼓瑟，弄出不通的中文来的。原文中的字有虚实，有音响，有色彩，有情调，句或简洁，或奔放，或舒徐，或繁复，篇章结构清晰紧凑，复杂多变，无奇不有，风格则或阳刚，或阴柔，或兼而有之，若说形似，须一一对应，谈何容易，远非字字对译或查查字典所能奏效。至于个别的表达习惯，例如法文的形容词一般放在名词后面，译成中文一定会把形容词放在前面，根本不涉及形似还是神似的问题。大体上的直译若不能做到文从字顺，只能说明译者的懒惰，或对祖国的语言的掌握还不到家，更何况还要传达出原作的精神，所以，大部分翻译家主张“以形写神”，或者“形神兼备”，或者“形似而后神似”，而对“得意忘形”或“重神似不重形似”之说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茅盾先生称那种“字对字”的翻译为“死译”，说“直译的意义就是不要歪曲了原作的面目，要表达原作的精神”。真正的直译是即重形似又重神似的，不像意译派那样对原文要去粗取精，离形得似，完全置形似于不顾。实际上，所谓直译，并不像有些人以为的那样，是比着原文依样画葫芦，字字对译，毫厘不爽，似乎很容易，其实，直译比意译难得多，试想在有限的空间里惟妙惟肖地再现原文的风采，不许裁弯取直，不许绕过困难，不许离开原文做无根之想，还有比这更难的吗?真真是戴着镣铐跳舞啊。水天同先生说得好：“夫‘直译’‘意译’之争盲人摸象之争也。以中西文字相差之巨而必欲完全‘直译’，此不待辩而知其不可能者也。亦有两方语句，不约而同，顺笔写来，自然巧合者，当是时也，虽欲不‘直译’岂可得乎?”这就是为什么在《文学翻译的理论与实践》中“直译”“意译”的说法几未出现，而代之以形似或神似、语言学派或文艺学派。直译还是意译，形似还是神似，语言学派还是文艺学派，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补充的。许钧先生说得对：“过去我们习惯于二元对立，翻译上的语言学派和文艺学派也水火不相容的样子，殊不知矛盾的双方总是以对方的存在为存在前提的。在大的方面，我们需要一种翻译哲学来解决可译与不可译的种种矛盾。可具体而言，我们仍然要强调翻译是一门实践的科学，翻译理论研究是要在这两个层面上展开的，而不要制订一个标准，界定两个学派的是与非。”
　　简言之，在翻译实践中，译者应尽量在内容和形式这两方面保留和体现原作的原貌和精神，在理解原文内容的同时，要分析其语言形式的特点，倾听弦外之音，尽力在译文中再现原文语言特点，保留其审美要素，不可随意抛弃原文的形式。文学翻译既要忠实传达原文信息，又要恰当再现原文艺术风格。在两者产生矛盾的时候，要考虑好形神的取舍，到底哪一个更能反映代表原作。翻译作品的形似与神似，不仅会影响到普通读者对原作的理解，更会影响到文学批评家对原作品的认识与研究，有时候因为作者取舍不当，将文学研究导向了一个错误的方向，使人们曲解了原作的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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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左飚.论文化的可译性[J].上海科技翻译，19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