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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翻译研究中，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理论所起到的积极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尤其是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1930—2004)的重大影响更是愈加明显。在论述到当代各种翻译理论时，爱德温根茨勒（Edwin Gentzler）指出，解构主义翻译理论之前的各种理论大都围绕“等值”问题进行讨论，在文化研究对翻译的影响上并无重大突破。而在谈到解构主义对翻译理论研究的冲击时，根茨勒（Gentzler，2001：145）认为：“解构主义者激进地重新划定了一些翻译研究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翻译理论。”在根茨勒看来，解构主义者不仅提出了挑战传统翻译理论中人们普遍关注的基本问题，而且还质疑了提出这些问题的行为的本质, 解构主义者甚至极端地认为“也许是翻译文本在写我们，而非我们在写这些翻译文本”（Gentzler, 2001：146）。德里达虽然没有提出系统的翻译理论，但是德里达的充满深刻洞见的思想，无疑是当代翻译理论研究的宝贵遗产。https://www.51lunwen.org/translation/ 应该说，德里达首先是一位哲学家，他在当今国际人文学科各领域的巨大学术声誉和广泛影响来自其解构主义哲学。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的实质是反权威，去中心，其解构的主要对象是西方哲学的“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的二元对立（binary opposition），如在对“言语”与“写作”的二元对立关系进行解构时，他颠倒“言语”与“写作”的等级序列，从而实现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批判。在他看来，西方语言学理论以及所有西方的哲学思想和文化，都贯穿着一个中心，即“逻各斯中心主义”，而这个中心实际上又以语音中心为其核心和基础。德里达强调，“言语”优先于“写作”的一个特权就是“语音中心主义”（phonocentrism）的经典性特征。“语音中心主义”曾在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那里被奉为至宝，因此，作为后结构主义代表人物的德里达的一个目标就是要消除这个中心，所以德里达的解构思想对传统哲学构成了一个强有力的冲击。由于德里达的哲学的穿透力和影响力，它实际上“消解”了哲学与文学的界线，为人文学科的研究开拓了另一条途径。德里达从语言学、符号学的角度出发，提出了针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一系列的解构策略。在传统哲学的二元对立命题中，除了森严的等级高低，绝无两个对立项的和平共处，一个单项在价值、逻辑等方面统治着另一个单项，高居发号施令的地位。解构一个命题，从根本上说，便是在一个特定时机，打破它的等级秩序。德里达认为必须在实践中颠覆经典的二元对立命题，对这个系统进行全面转换。尽管德里达曾多次辩解说，解构主义并不是一种理论，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反理论”的阅读和批评策略，但其结果却是产生了曾在美国一度风行的解构主义文学批评，而其理论基础便是解构主义，解构主义文学批评对后来的各种批评理论均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然，这种辐射性影响也体现在当代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王宁（2005a：45）认为在中国语境下，德里达的理论尤其有着更加重要的意义，因为他的理论不仅对中国当代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具有重要影响，而且对中国当代翻译理论和翻译研究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深远影响。不难发现，在传统翻译观念中，也存在着二元对立。传统的翻译研究认为，翻译是以一种语言对另外一种语言进行复制，理想的译文应该与原文亦步亦趋，我们可以用“翻译即译意”来对此进行概括。因此，传统的翻译研究强调作者与译者、原作与译作的等级地位，原作和原作者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译者和译作则是卑微的，译作必须忠实于原作，原作者的活动是创造性的，是权威；而译者的工作只是复写性的，附属的。传统翻译理论认为译者处于屈从地位, 原作者是主人, 译者只是仆人, 译者只能紧跟作者，忠实地再现和反映原作的思想和风格,不能超越仆人的身份进行创作, 不能进行任何修改和增减。传统观念的作者和原文至上、译文必须等值等观念都基于对文学和翻译的传统的理解之上。传统的翻译理论赋予原文和原作者以主宰的地位，如果译者没有将原文等值地译成另一种语言，那么就是对原作的叛逆。在这种理论下，译者只要找到语言转换规律就可以了，翻译只不过是一种简单的“编码—解码”过程，甚至只是“复写式”的技术性工作，不需要任何“创造性”，译者在这里也就成了一台“翻译机器”，译者(读者) 成为无条件的接受者, 变成了“隐形人”。福柯（Michel Foucault）在《作者是什么》一文中写道：“作者不仅仅与原文有某种实际的关系，而且作者还扮演者与文本相关的社会和文化的角色”（Logan，2011:514）。译者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作者，译者的这种“仆人”身份在解构主义的语境下产生了变化，译者卑下的地位也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高。解构主义翻译理论的特色体现在对原作的至高无上的权威性的解构，并有力地颠覆了原作与译作的等级关系，为译者的地位和译作的“后续生命”（afterlife）价值做了有力的辩护。德里达的翻译理论则围绕词语的差异和延续的特征，强调原作的确定性和终极性是不可能在译作中得到绝对忠实的表达的，所谓原作的“本真性”（truth）是绝对不存在的，译者通过对原作的翻译而使得原作的价值得以延续和存活，因此译者的重要性应当与作者的重要性相当。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强调原文与译文、作者与译者应该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共生关系。廖七一(2001：15)认为：“解构主义派超越了微观的翻译技巧的讨论，从形而上学的角度审视翻译的性质与作用，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翻译观念。”从传统翻译研究的角度看，德里达虽然并不是一位翻译理论家，但是如果从一个更高的层面来看，他的理论又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翻译实践，解构主义翻译理论一反传统的翻译观，否定原文与译文的二元对立关系，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种种二元对立关系。在解构主义者那里诸如“忠实”原作的问题、原作的权威性、作者的隐身和译者的显身、可译性和不可译性、翻译的标准、意义的多重取向等等，均得到了理论上的阐释。由于德里达的理论对当代翻译研究已经产生的重大影响，翻译研究已经无法忽视德里达的存在。

2 研究现状

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已经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研究。在国外翻译界，对德里达的理论在翻译研究中的指导意义进行阐述的专著主要是凯瑟琳戴维斯（Kathleen Davis）的《解构主义与翻译》。埃德温根茨勒在他的专著《当代翻译理论》中专门开辟了一章介绍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国外解构主义翻译研究方面的论文大多是用解构主义翻译观来对文学译本进行分析。从蒋骁华1995年发表的《解构主义翻译观探析》一文算起，中国的解构主义翻译研究已经走过了二十多年。在这期间，国内翻译界的学者以解构主义翻译理论作为研究对象，其研究主要侧重于以下五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解构主义翻译观在我国的广泛认可。学者们首先是对解构主义翻译中的术语的大量介绍，但也指出还存在着对术语进行规范翻译的必要。其次，众多学者从多角度对解构主义理论为翻译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视角进行了分析，认为解构的观念已经深深地渗透到了人文学科的各个相关研究领域。解构主义研究批评之后的文化转向为翻译研究理论的重新建构奠定了基础。同时有学者认为解构主义试图打破形而上学和概念化的方法，“消解”了意义的绝对性，也终结了翻译研究的“忠实”的神话。再次，翻译理论研究的学者还指出解构主义者并没有给翻译研究提出具体的描写性或规范性的翻译原则、模式和方法，因为解构主义的实质是借助翻译现象之名，而达到阐明哲学和语言哲学的本质和意义之实。第四，不少学者本着解构主义对文本进行深入解构的精神，对德里达的文本进行了更加细致的解读，避免了脱离原文本解读解构主义的倾向。最后，有些学者用与其他学者“磋商”的方式阐明了自己对解构主义翻译理论的看法。第二个层面是学者们运用解构主义的方法论，对传统的诸如“忠实”、“信”等翻译标准进行重新解构，还在对解构主义的思想内核和方法论表示认同的同时，从解构主义视角对翻译文本进行比较研究。第三个层面是对解构主义翻译理论的辩证思考，学者们就九十年代以来的我国译学研究进行了反思，提出解构主义翻译观是一把“双刃剑”, 它既向国内的译学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 同时也给我国的传统翻译思想带来了很大的冲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提供整理，提供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代写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留学生论文，代写英文论文，留学生论文代写相关核心关键词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