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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产品的成本。这对女性劳动低定位产生的负面影响从两方面反映出来: 一是女孩接受正规技能训练的机会变得更少 , 因为女孩更多地受训于教区。西蒙顿 (Deborah Simonton) 对爱萨克和斯坦佛德郡 ( Staffordshire) 的考察结果是: 60 %的女学徒受训于教区, 男孩只有12 %[ 14 ] (p1230)。学徒在教会受训的内容多以农业、家政和制造业的初级工种为主 , 并且他们的奖金少 , 工时长 , 教区学徒所受的剥削更重。因此 ,只有有钱人家的孩子才能有更多机会学习技能[14 ] (p1250)。二是人们逐渐认为家仆是女性专有的“职业” 。穷人家的孩子 , 尤其是女孩子低廉地受雇做仆人 , 无形中降低了雇请仆人的门槛;加之 1777 年政府开始对男仆征税 , 从经济角度而言 , 男仆对雇主更少了吸引力。于是 , 穷人和女仆成为了同义词。虽然女孩可从男性亲戚那儿获得技术 , 并与他们一道工作 , 但是 , “家政服务女性化”的社会认知对妇女的地位极为不利。 [1 ] (pp125 - 27)圈地运动更使农业仆人的地位低下 , 即便在春夏收获旺季 , 妇女也只能从事薪酬极低的拾穗、拣石头等工作 , 其他季节就业机会更少。正如有学者所言: “圈地运动建构的就业模式是18 世纪末、19 世纪初农村妇女命运的关键因素。 ”[2 ] (p149)。
     由此可见 , 19 世纪中下叶 , 妇女就业机会的结构性变化是承续前工业化时期劳动的社会性别分工, 对男女而言 , “两分领域”在那时就已不言自明。制造业的扩张和发展正是在新旧生产组织模式交叠存在, 在女工地位被边缘化的背景下进行的。
      二、工业化过程的社会性别化意义
      女性主义社会性别理论的一个基本前提是强调性别的社会文化建构性。女性主义学者主张 ,社会性别是从人类的相互关系和社会生活中不断地创造和再创造出来的 , 每个人都有意无意地创造着性别 , 使自己的性别身份与人类文化规定的性别符号体系相一致。同时作为一种社会建制 ,性别是人类组织生活的主要方式之一 , 社会文化和社会秩序按照男女间的差异性和同性间的相似性 , 对劳动的分工、社会的角色和个性的特征进行划分。如此这般 , 社会性别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实现和再创造了基于性别隐喻的社会文化图式以及性别理想的模式。它最终体现了父权制社会中不平等的权利关系 , 并且作为一种强大的意识形态影响着社会的分层系统以及个体的生活选择[15 ] (p166)。激进的女性主义学者海蒂 •哈特曼进一步认为 , 妇女社会地位的屈从性是资本主义和父权制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结果。性别的分工维护了男人在就业市场和家庭生活中对女人的优势和支配地位 , 男人的支配地位随着劳动分工的强化而进一步巩固。这样一来造成妇女在劳动力市场和家庭中的从属性形成了一种恶性的循环。父权制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相互作用 , 利用性别分工这一机制使家庭和社会达成联盟 , 造成男女不平等的现状[ 16 ]。英国工业化进程中劳动按性别分工的形式的演变正好说明其社会性别化意义 , 即妇女社会地位再一次边缘化的原因之一是工业化社会文化意义演绎的结果 , 尤其是对女性低技能或缺乏技能的社会形象进行定位的结果。英国工业化进程中劳动按性别分工的形式的演变并非一开始就按工厂制的生产组织形式进行运作 , 而是呈现多样化特征 , 即在手工技术与机械化生产并存 , 家庭手工作坊的生产形式与集中的工厂制并存的背景下演化。在这一过程中 , 劳动按性别重新分工的过程成为工业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有学者所言: “即便工具和设备没有更新 , 生产方式 (在此指劳动分工 , 作者注)上的变革也被定义为技术变革” 。并且“技术变革和工厂生产并非是工业化的唯一途径” [ 17 ] (p1145)。为适应这种生产组织形式的多样性特征 , 妇女积极参与其中 , 并以牺牲自己与男性同等的社会地位为代价。首先 , 英国妇女们的手工劳动对工业化进程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正如马克西恩 • 贝尔格所言: 正是女性劳动力 , 而不是男性劳动力决定了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高生产力状况[ 18 ] (p1153)。
       在19 世纪 , 东南部地区廉价女工生产的花边、草辫、帽子、手工织品、钮扣等成为乡村家庭生产的新产品。从 1800 年开始 , 在爱萨克地区 , 随着羊毛业的衰落 , 女工手编草辫的家庭生产兴盛, 它为全国草帽中心卢顿 (Luton) 提供编成的草辫 ,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 1880 年 , 英国大量从亚洲进口廉价的草辫[ 19 ] (pp162 - 69)。1815- 1850 年 , 诺丁汉 (Not tingham) 的布料花边帽生产也采取家庭生产形式 , 它利用低廉的女工和童工而极度发达[10 ] (p1232)。19 世纪早期 , 在兰开夏的棉纺纱生产大多集中于大型工厂 , 但把纱织成布则主要由作坊女工完成[ 20 ] (p1120)。罗斯(Sonya O. Rose) 对 1850 - 1881 年诺丁汉的数字进行分析后得出结论 , 男工用机器织成袜子的初级材料 , 外作制的女工再把它们缝合成袜子。诺丁汉的“家庭经济生产模式正如 100 年前的织袜业 , 妇女在承担着母亲职责的同时 , 又从事着并非是织袜核心工序的工种” [1 ] (p187)。在水力和蒸汽机使用之前 , 斯比托费尔德(Spitalfield) 的宽幅丝主要是女工手工织成; 之后 , 绕线和投掷织丝仍由女工操作[17 ] (p1149)。在考文垂 (Covent ry) , 由家庭作坊女工织丝带的现象持续普遍地存在[21 ] (pp1130 - 131)。19 世纪中期 ,裤子已在集中的工厂生产 , 但夹克衫生产的复杂环节仍主要由外作制的女工完成。直到 19 世纪晚期 , 伦敦成衣业“苦力工厂” ① 的主要劳动力仍然是女工。科切斯特 (Colchester) 和布雷斯托 (Bristol) 等成衣制造中心也是大量地雇请城市和周边乡村外作制的女工[22 ]。19 世纪末 , 随着市场对产量需求增加 , 工厂制和规范化生产的形成 , 家庭作坊式工人的数量不降反增 , 而其中主要是妇女[23 ] (pp140 - 42)。有关机器发明专利的信息也说明 , 早期的一些纺织技术是专为女工和童工设计的[ 1 ] (p144)。例如, 把白布印染分解成一系列小工序就是为了发挥女孩灵巧双手的优势 , 于是在印染业形成了明显的劳动密集型的生产特征[17 ] (p182)。爱维 • 平奇贝克 ( Ivy Pinchbeck) 认为: “在某些工种中 , 女工比男工更容易被安排和操纵; 她们的灵巧性和速度都胜于男工 , 而且更能适应体力上的劳累 , 她们能更好地承担工作。 ” [10 ] (p1100)以上事实说明 , 随着工业化的发展 , 家庭式作坊和工厂制并存 , 前者成为 19 世纪工业扩张的组成部分。男女劳动力的不同分工意味着大型企业催生了可用手工或用小型机器在家庭作坊生产产品的工序 , 据称这可节省 25 - 50 %的劳动力成本[12 ] (p1168)。其次 , 随着工业化的深入发展 ,男人拥有了比女人更易获得社会承认的技术地位 ,“技术”或“技能”( skill) 成为男性的同义词 , 女性的反义词; “女性缺乏技能”并不是女性的本能 , 而是被人为地降低了地位。换句话说 , 妇女们通过实践训练而获得的技能状态被社会文化性地建构成为低技能的状态 , 因此有学者认为 , 女工被社会化为低技能或缺乏技能的过程实际上掩盖了工厂制形成的复杂性[ 1 ] (p162)。工业化过程中劳动按性别分工的形式演绎着男女间的性别的社会文化建构性。男工与他们控制的行业工会共同作用于妇女地位边缘化 , 国家政府的立法行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正如有学者认为 ,“技术变革”的过程从根本上改变了妇女作为女工的地位[24 ] (pp12 ,12)。于是 , 资本主义的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