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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更适合于有理性的男性 , 女性从事的传统的工作被认为是非理性的 , 其价值被贬低。围绕劳动分工的性别化差异而展开的利益斗争常常由男工、尤其是熟练男工煽动和组织 , 他们的策略要么将女工排斥出该行业 , 要么控制新技术的应用和劳动力的分配 , 以利男工的就业。社会对男女工人掌握纺织技术的不同定位说明了“技 (术) 能”概念重构的性别差异性。1770 —1780 年代 , 女工操作珍妮纺纱机的情况不乏其例 , 而且她们的工资与男工一样多。1790 年代 ,蒸汽纺纱机 (走锭精纺机) 取代轻精纺机前 , 受雇于乡村手工作坊的女工数量不少。1790 年代后 , 妇女很难进入工厂就业 , 于是她们便和丈夫一道在家里织布 , 由丈夫管理生产。所以 , 有学者认为,“织布”是 19 世纪男女劳动实现重新分工的最后一个行业[25 ] (p194)。当动力织布技术逐渐被妇女们掌握后 , 雇主也雇请女织工。1860 年代早期, 因经济危机的影响 , 织布工厂老板企图用女工取代男工 , 以降低成本 , 但遭到工会强烈反对。在长时间与雇主协商后 , 雇主同意女工操作 6 个头的织布机, 而 8 个头的织机只有熟练男工才能操作[1 ] (p166)。有学者认为 , 这成为棉织布业中妇女就业远多于其他制造业部门的原因[1 ] (p1162)。在毛纺织工厂, 男工以妇女不能操作机器为由 , “说明男士垄断机器的原因和必要性 , 用家务工作者的身份来证明妇女在行业中的低下地位” [26 ] (pp148 - 50)。D •巴斯费尔德 (Deirdre Bus2field) 对西约克镇纺织业的研究证明 , 技术( skill) 一词不单用于对工作的客观描述 , 而是作为区别男女工作的途径 , 但实际上 , 男工们掌握的“所谓的纺织业技术水平只需要短期培训就能达到” [1 ] (p165)。
雇主为了减少成本 , 尽量雇用廉价女工从事印刷工作 , 这种状况持续到了 19 世纪的下半叶。1870 年 , 印刷业工会为反对雇主的行为而作出规定: 只有 7 年学徒经历的人才能就业于该行业。显然 , 所有非熟练工人都被排斥了 , 此类男工也常感到自己降低到了和女工一样的无价值的地步[ 1 ] (p168)。在劳动重新分工的过程中 , 男女工人竞争的结果偶尔也对妇女有利 , 这说明劳动分工社会性别化过程的复杂性。1870 年前 , 地毯编织主要是男工从事的行业。1874 年 , 为了降低成本 ,制造商企图雇用女工 , 但遭到织毯业工会的反对。1880 年代早期 , 由于行业竞争激烈 , 制造商用立绒织机取代花毯织机而生产丝绒面料毯子的方案又进一步受挫 , 男工们力主继续使用旧机器 , 他们与雇主谈判的最后结果是: 女工可暂时受雇操作新机器 , 一旦熟练 , 则男女同工同酬。1890 年代 , 阿克司敏斯特 (Axminster) 地毯业男工排斥女工的行动也以失败告终[1 ] (p167)。工业化时期劳动分工在性别间的演化也受到政府管理工厂或保护劳工的立法行为的影响。1830 年代和 1840 年代出台的“工厂法”的主要内容是减少纺织女工和童工的工时; 1842 年的“煤矿及矿工法”规定女工和童工不得下井采矿。法案实施的背景很复杂 , 包括国家对工人妻子、孩子、妇女的道德以及家庭的未来的关注。妇女在井下作业与男工密切接触被认为不利于妇女的身心健康 , 对社会风气也存在不利影响; 妇女在家庭应承担教育孩子的责任 , 而不是外出就业。在这些观念中 , 妇女被建构成了特殊类别的工人 , 男人被认定为是自由经济的能动者 , 妇女则具有依赖性和服从性 , 只适合做家务劳动和养育孩子; 她们也是提供家仆服务的重要劳动力[12 ] (p1194)。1844 年颁布的“安全设备法案”规定 , 只有男工才能维护、保养机器。因此 , 学者们认为 , 此类法令降低了妇女的工作地位 , 同时也没能保护她们的利益。这无疑进一步强调了男工自我定义的职业身份[12 ] (p1207)。劳动分工的“差异”在新旧生产方式交替作用和劳动分工发生结构性变化的过程中建构起来 , 这种差异自然被用来强化社会性别所谓的“本质”, 并合法地成为社会机制的一定组合[27 ] (pp187 ,96)。换言之 , 工业化过程中的男女差异在劳动力分配上的再社会性别化一旦在文化意识上建构 , 它就成为国家、社会管理制度的一部分。
三、工业化与阶级问题的社会性别化汤普森认为: 作为共同经历的 (继承的或共同具有的) 一种结果 , 为一些人感到并表达出他们之间利益的一致性 , 并反对那些利益与他们不同 (通常是相反) 的另外一些人时 , 阶级就出现了。阶级意识是人们用他们所继承的传统文化资源对其经验进行总结反思的产物[ 28 ] (9页)。“只有当每个工人都意识到自己是整个资本主义的一员 , 都认识到他每天同个别老板和个别官吏进行的斗争是在反对整个资本主义和整个政府的时候 , 他们的斗争才是阶级斗争” [29 ] (191 - 192页)。阶级理论在社会性别问题上历史地诠释为: 阶级利益的形成基于社会性别的差异 , 由此导致阶级意识的性别化差异 , 阶级身份和社会性别差异以政治斗争和劳工运动形式体现出来。阶级问题的社会性别化是指妇女在劳工运动中是积极的活动者和支持者 , 男工充分意识到妇女的能动性和必要性 , 但将其地位附属化、价值低估化。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尤其是在工业革命之初 , 并不必然与机械化生产相联系 , 英国工人最早的政治斗争是以工匠为主体而展开的。现代意义的工厂工人在人数上成为工人运动的主流则是1850 年以后的事了[30 ] (1 - 33页)。因此 , 在这一演变的过程中 , 男女工人之间、同行业工人之间与雇主的利益发生冲突、妥协的互动关系 , 国家、工人和雇主之间的互动关系使工业化的过程成为阶级问题社会性别化的过程 , 显然 , 社会性别意识成为阶级问题的组成部分。正如前述 , 始于18 世纪末对技术的文化定义和生产组织形式的特征影响了劳动的性别分工 , 男女工人在这一过程中日益认识到影响其家庭生活水平和家庭稳定的因素, 他们或者联合起来 , 但多以分别进行斗争的形式 , 降低工业化的负面影响。但到 1850年之后, 工人阶级作为整体的、与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阶级斗争成为以男权为中心的观念的再现。在传统的行业中 , 两性团结的行为和意识较为明显。例如 , 在德比 (Derby) 的丝织、制帽和手工织机织布等行业的工人运动中男女工人联合起来进行斗争[31 ] (pp191 - 92)。1790 年代 , 棉织业第一个工人工会就有妇女工人参加。近代报纸常报道妇女因参加罢工和示威游行而被捕、遭迫害。在中部高地的东部地区 , 针织品业、丝带业中也有男女联合斗争的类似记载[1 ] (p1118)。在使用新技术和新机器以及生产组织形式发生较大变革的行业 , 男工更多地感到女性的竞争 , 两性采取分立斗争的形势更为普遍。1815年 , 妇女改革社团成立 , 它积极鼓动妇女获得政治上的公正利益。曼彻斯特和布莱克波恩(Blackburn) 的女性改革者们为家庭问题的政治化而活跃着。 “苦力工厂”的女工对男工构成了威胁 , 他们想把女工排斥出去 , 但因家庭生活所需又不限制妇女从事其他有偿劳动。于是 , 行业工会就以企图控制劳动力的供应来强化男工的工作地位, 这在印刷、缝纫、制帽、制鞋业中均得到佐证[1 ] (p1121)。可见 , 前工业化时代的阶级斗争是文化和历史发展连续性和一致性作用的产物。19 世纪 30 - 40 年代 , 从欧文主义运动到宪章主义运动的历史发展过程中 , 我们可以看到阶级和社会性别关系相互依存 , 时而冲突 , 时而妥协 , 阶级意识在劳动按性别重新分工的背景下建构起来。1830 年代 , 全国固定行业工会 ( t he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