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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关于《哈尼族与汉族文化的交流历史概述》的文化交流论文资料库：哈尼族历来重视对汉族文化的吸纳与交流,其吸纳汉民族文化大致经历了从朦胧到明朗、从无意识到有意识、从个别到群体的逐渐普及和深化的过程。其间既有哈尼族的主动吸纳,又有汉文化自身的辐射、渗透以及两种文化的互动与交流,二者相得益彰,推动了哈尼族历史文化的进步和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

关键词:哈尼族;文化;互动与交流;历史过程　　

在我国历史上,各民族间经济、文化的相互渗透、互动交融的情况始终贯穿于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中,作为主体民族的汉族,她把我国古代首先进入文明社会的中原地区的先进经济、文化兼容并蓄,以居高临下之势,向中华大地四周辐射和传播。分布于我国云南南部亚热带半山区的哈尼族,自明、清以来毫无例外地逐渐吸纳汉民族优秀文化为自己所用,而内地汉民族文化自然也以直接或间接的多种形式和渠道向封闭的哈尼族社会逐渐渗透、传播,不同民族间的文化渗透与互动并行,相得益彰,推动了哈尼族历史文化的进步和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也丰富了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哈尼族吸纳汉民族文化大致经历了从朦胧到明朗、无意识到有意识、个别到群体逐渐普及和循序深化的过程,本文就哈尼族土司开创吸纳汉文化历史先河、汉族移民的文化渗透,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互动交融等几个侧面略作阐析。

一、土司开创吸纳汉文化历史先河

分布于我国云南省境内的哈尼族拥有125万多人口,关于其族源,学术界大多倾向于哈尼族先民为我国古代西北甘青高原氐羌族群南迁之后裔的观点。隋唐之时,南迁至西南地区的哈尼族先民已大部分进入云南省南部亚热带半山区,以血缘纽带为基础结成若干不同的部落或部族从事山地农耕。随着农耕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私有财产的逐渐形成,拥有较多原始宗教传统文化知识又勇敢善战的男士,便逐渐凸现于一定范围的众人之上,年长日久,他们便自然地衍生为对外具有一定威慑力和对内实行控制、治理及主持宗教活动的部落(部族)首领,史家将其称为“鬼主”。至唐南诏以本土文化统治云南时期,哈尼族社会各部首领,虽仍沿用本民族封闭的传统文化行使自己的权力和义务,但在长驱直入的开放型、兼容并包的汉文化的影响下,又朦胧认识到汉文化治理社会、推动历史发展和科技文化等方面所显示出来的特殊价值和重大作用,进而倾慕于汉文化。公元1254年,忽必烈率大军攻云南,灭大理国,随即建立云南行省。元代中央封建王朝为了实现中华民族大统一格局,对地处滇东南六诏山区和滇南哀牢山区“鞭长莫及”的“和尼”(哈尼族)各部先后设置了大小不一的封建领主———土司制度,分封强现、维摩、王弄、思么、马龙、步日、罗陀、步腾、罗磐甸以及思陀甸、瓦渣、左能、落恐、溪处、纳更、勐龙等各部哈尼族首领世袭制,各领其地,以便“以夷治夷”,对这些地区实行有效控制。然而,在风云多变的历史年代,哈尼族土司制度实施情况纷繁杂乱,有的一闪即逝,有的三五个小土司合并成一个大土司,有的则一个大土司分化出几个小土司。据查考,正式被中央王朝封敕过土司或掌寨的地区,都是从上述几个较大的土司里分支出来的。各地哈尼族自然首领一旦被中央王朝正式封敕为“土司”,便一改昔日“坐井观天”、“夜郎自大”的封闭心态,将目光投向外面广阔世界及其璀灿夺目的汉文化,以积极的心态进行吸纳和交流。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聘用内地智谋较高的汉族知识分子作土司衙门的师爷(类似秘书或参谋)　师爷协助土司出主意,办理外交事宜,筹划治理辖域内平民百姓的各项具体措施,包括土司署的建筑风格、器物、军事装备、监狱、典章法规、办案大堂格局等,皆按内地汉文化模式构建和设置。师爷通过所从事的各项活动,将内地汉文化特质潜移默化地注入到土司制度机体之中,哈尼族土司自然心安理得,坦然接纳汉文化的不断渗透,甚至连未曾正式受封为土司的原元江县咪哩材哈尼族爱国上层人士李和才(1893~1985年)先生,当其在20世纪40年代前期正值发迹之时,也聘请墨江县汉族知识分子杨晋作为他出谋献计、理财治家的师爷,使其各项事业得到顺利发展。既然土司衙门的汉文化色彩如此日愈浓厚,势必会影响到辖域内平民百姓的思想文化和生产生活各个领域加以仿效。
2•接受汉姓　当哈尼族封闭而坚固的传统社会尚未受到内地汉文化的撞击时,按其父子连名历史习惯,男女成员均无姓氏而只有名(多为二音)。当各部首领一旦被中央王朝封敕为土司之后,为消除自己与汉族官员的差异,或为表明自己的进步,便纷纷启用汉姓,诸如李、罗、龙、钱、白、张、王等。土司开创了哈尼族使用汉姓的历史先河,平民百姓纷纷仿效之。从此,汉民族的姓氏在哈尼族民间全面普及。
3•开办汉文学校,直接接收汉文化知识　土司制度设置之初,土司们虽为置身于数万人之上的“土皇帝”,却因缺乏汉文化知识而饱苦衷,深感诸多事业不如他人,时时潜伏着被取代的危机。为了改变这种被动局面,便不断从内地高薪聘请汉族知识分子到所属辖域内当教师,兴办略带私塾性质的各类小学校,传授汉文化知识。土司们将自己和其他富裕家庭弟子送入学校读书,以期培养土司承袭人才和各级官员。在各地哈尼族土司中,思陀末代土司李呈祥(1900~1977年)堪称乐于兴办教育事业的杰出人士。他从小读书较多,曾先后到内地石屏、昆明及南京求学深造,获得了不少新知识和新思想,较之其父辈开明、进步,不仅对平民百姓采取了一些让步政策,鼓励发展手工业和农贸集市,促进了生产的发展,而且不惜投放巨资创办“思陀高等小学堂”,购置教学设备,到内地高薪聘请文化知识较高的汉族教师教授《三民主义》课程,所办学校校风纯正,为哈尼族吸纳汉文化创造了良好条件,受到各阶层人士的信赖和称赞。邻近左能、落恐、瓦渣、溪处土司区及元江县的猪街、羊街、浪堤、车古、安品等地哈尼族青少年慕名至思陀求学者甚众。为了更好地培养能促进汉文化与哈尼族文化交流的人才,对家境贫寒而学业成绩优异的学生,该学堂有的以现金奖励,有的则以“官费”保送到内地大学深造,不仅造就了一代哈尼族知识分子,也为20世纪40年代后期共产党领导下活跃在滇南地区的边纵十支队输送了人才。[1]明、清时期,哈尼族地区的土司制度日趋完备,中央王朝遂推行“改土归流”政策。至民国初年,今思茅地区和玉溪地区辖域内的哈尼族土司制度全部消失,代之为乡、镇、保、甲制度。而哀牢山下段今红河县和元阳县辖域内的哈尼族土司制度却“换汤不换药”,仍较完整地保存到新中国成立前夕。作为哈尼族社会“土皇帝”的土司,利用手中的权力,一方面对辖域内的平民百姓施加高压政策,进行野蛮统治和残酷剥削,遏止了社会历史的进步和经济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则通过聘请汉族知识分子担任衙门师爷、学校教师以及启用汉姓等多种形式和渠道,将具有强大包容能量和吸引力的内地汉文化,坦荡而微妙地纳入哈尼族传统社会机体之中,开创了哈尼族吸纳汉文化的历史先河,其功不可没。从文化学的理论来分析,文化的交流都是双向的,汉族知识分子长期生活在哈尼族地区,也不可避免地接受了哈尼族文化、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等,并自觉不自觉地将其带回内地。

二、内地汉族移民的文化渗透与互动

明洪武年(1368年)平定云南之后,其户籍制度分为军户、民户、匠户三类,中央政府开始“尽迁江左良家闾右以实之,及有罪窜戌者,尽室以行”。[2]当时,驻云南的军户就达13万余之众,受遣至礼社江(元江)南岸哈尼族土司地区者不可胜数。随同军户自中原移居滇中南无量山区和滇南哀牢山区的内地汉民各类经商谋生者和能工巧匠,其数量也很大,这些落藉于滇中南和滇南地区的汉族军户、民户、匠户,带来了内地(中原)的先进农业生产工具、各种技能和经验,同时也学习吸纳了哈尼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对加速哈尼族经济、文化的发展,以及两个民族文化之间的互动和交流起到空前的推动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内地汉族移民的后代,逐渐结合成大小不一而零散的自然村落,夹处于哈尼族之间,在哈尼族传统文化氛围中,他们一方面竭力保持着中原汉文化固有的特质。另一方面也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哈尼文化,形成了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相互交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提供整理，提供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代写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留学生论文，代写英文论文，留学生论文代写相关核心关键词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