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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关于《简述文化交流翻译中归化与异化的关系》的文化交流论文资料库下载：本文从翻译的本质、译者的使命、读者阅读的认知过程及信息时代与全球化对文化交流的影响等角度出发,对归化与异化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在此基础上,对翻译含文化色彩词语应首选异化法的必要性进行了阐述,并对采用异化法的具体操作方法进行了说明。文章最后对近二十年来国内外归化异化之争进行了总结评述。　

关键词:异化;归化;文化;传播

　
翻译中的归化(adaptation)与异化(alien-ation)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译界虽对此一直多有讨论,但并未取得共识。从翻译实践来看,“不论是在当代还是在历史上,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即归化)的原则似乎是占了上风”[1]。近十多年来,随着文化研究日益成为人文社会科学关注的焦点并逐渐向边缘学科广泛渗透,翻译理论界越来越注重把翻译放在全球文化交流的大环境中进行考察,人们更多地“从文化的差异与渗透来看异化与归化问题,即把翻译不仅仅看作不同语言的转换,而且把它看成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2]在这种背景下,人们开始重新审视翻译中归化和异化的关系及它们在翻译实践中的应用。本文试图从翻译的本质出发,通过讨论译者的使命、读者阅读的认知过程及信息时代与全球化对文化交流的影响,来重新诠释归化与异化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了处理归化和异化关系的总原则,即在不排斥归化法的前提下,尽量采用异化或异化加释义的方法来处理作品中含有文化色彩的语句。

1　翻译———一种文化传播活动　　

传统上,人们对翻译本质的认识仅限于两种文字间意义的传达或功能的对等等方面的研究,而对意义与功能之外的因素关注甚少。近十多年来,随着文化学研究的兴起及各民族间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人们越来越注重从文化层面来探讨翻译的本质。1990年,翻译的文化学派代表人物巴斯奈特(https://www.51lunwen.org/culture/ Bassnett)和勒弗维尔(Lefevere)在他们合编的《翻译、历史与文化》中正式提出了“翻译的文化学转向”这一口号[3],这也标志着翻译的文化学派的正式兴起。在以后的几年中,他们又各自或一道陆续出版了几部专著来讨论翻译与文学、意识形态、权利及文化的关系[4~5]。与以往翻译中的文艺学派或语言学派不同,文化学派是当前翻译理论界中具有相当强“革命”因素的学派,有人甚至认为他们的观点对以前的翻译理论具有“颠覆”性[6]。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特别强调文化在翻译中的地位和翻译对于文化传播、推动社会和文化进步的重要意义。他们认为,通过翻译可以引进新概念、新文体和新的表达手段来推动社会文化的进步。翻译的目的是使译文在目的语文化中起原文在源文化中同样的功能。另外还有一些翻译家如兰博(Lambert)和雷恩(Robyns)等认为,与其把翻译视为一种双语之间的转换活动,不如把它看成是两种文化之间的一种交流活动更确切。因此他们认为,翻译活动就是文化的转换活动[7]。总之,翻译研究领域的“文化转向”极大地提升了翻译中文化因素的重要性,尽管他们的某些观点引起了人们不同的看法(如他们认为翻译的基本单位不是词、句或篇章,而是文化;另外也有人认为他们过分强调了翻译中文化的因素等),但他们把翻译研究从文本对照(如文艺学派的印象式评判)和语言分析(如语言学派翻译观中的“功能”、“等值”等概念)的狭隘空间里解放出来,从而拓宽人们翻译研究的视野,加深人们对翻译活动本质的认识。我国学者近年来对翻译的本质问题也做了一些研究和反思。在众多学者的研究中,当前全球化环境下翻译对文化交流与传播的重要性越来越得到人们的重视。如吕俊提出,“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信息交流与交换的活动,其本质是传播”[8]。王宁也认为,“翻译现在正经历着一种转折:从属于语言学层面的字面释逐步转向文化层面的阐释和再现”[9]。其他一些学者也对翻译与文化传播的关系进行了探讨[10]。从某种程度上讲,我国学者的观点与西方文化学派的观点可谓遥相呼应。语言不仅是信息的载体,也是文化的载体。因此从本质上来看,翻译作为一种语际间的交际,它不仅是语言信息的转换过程,而且也是文化信息的移植过程。因此从本质上来看,翻译不仅仅是语言信息的转换过程,而且也是一种文化传播活动。

2　译者的使命———文化传播

既然翻译从本质上来看是一种文化传播活动,那么译者自然就成为两种语言间文化的传播者。译者所肩负的使命,不应仅仅是将原文的语言信息在译文中予以再现,而且还应尽可能地传达原文的文化信息。所以,在处理含有文化色彩的语句时,译者应时刻牢记自己作为译者所肩负的职责,在不影响理解的前提下尽量用异化的方式来处理原文。如果是归化异化两可的情况,也应尽量使用异化的方法。为迁就读者,因而在翻译中过于注重表达的流畅与理解的方便而一味归化甚至过度归化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因为它一方面可能会带来目的语读者对原作的误读(须知许多归化过来的东西在意义上与原作并不一致,如cast pearls beforeswine与“明珠暗投”在意义上就有区别),另一方面也无助于不同语言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例如,傅东华先生在翻译《飘》时以及罗新璋先生在翻译《红与黑》时都将外国人名归化成中国人名,这倒是有利于国人在阅读中记住这些名字,但却给人带来极大的错觉,仿佛故事的主角是中国人似的。而当年林纾的翻译中用“拂袖而去”一词,仿佛给福尔摩斯穿上了中国的长袍则更是长久以来为人们所诟病。其实,鲁迅先生对翻译中的归化和异化问题早就做过精辟的论述。他明确指出,“如果还是翻译,那么首先的目的,就在于博览外国的作品,不但移情,也要益智,至于知道何时何地,有这等事,和旅行外国是很相似的:它必须有异国情调,就是所谓洋气……”[11]。众所周知,鲁迅先生一直主张尽可能直译。而上面这段话也表明了他在归化异化问题上的态度,即尽可能异化翻译。还应指出的是,异化翻译除对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外,它还对丰富各民族语言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例如,正是通过英汉翻译中的异化,汉语才吸收了为数众多的形象生动的英语表达用语。当我们说“鳄鱼的眼泪”(crocodile tears)而非“假惺惺的眼泪”时;当我们说“伸出橄榄枝”(hold out the o-live branch)而非“表示和平”时,我们都不应忘记异化翻译在这里面所起的作用。不仅仅是表达用语,甚至汉语的句式结构都因异化翻译而变得更为丰富,如我们可以说“我喜欢他,虽然他有很多缺点”而不一定非要反过来说。又如“如此……以致……”结构(so…that…)在汉语里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使用(虽然译界一般认为这是典型的翻译腔);另外汉语的句式与表达也似有因一定程度的欧化而变得更为严谨缜密的趋势。推动语言这种变化的,无疑是译者的异化翻译。译者不仅是文化传播的使者,而且也是丰富各民族语言的催化剂。我们必须记住,译者对读者来说既有服务的义务,又有引导的责任。作为文化交流的使者,译者应该在促进各民族间文化传播与融合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3　读者的阅读———一种能动的认知活动

当然,在异化过程中,免不了会出现一些不合本族语习惯的句式或表达方式,还会有一些为目的语读者感到陌生的典故或形象,这些都是正常的。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对异化的产物感到陌生并不等于它们不能融合到目的语文化中。想必“象牙塔”(ivory tower)、“禁果”(for-bidden fruit)、“特洛伊木马”(Trojan Horse)、pa-per tiger(纸老虎)等词语在刚引入目的语时人们也是感到很陌生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逐渐为读者所接受并成为其文化的一部分。因此,尽管开始的时候源语与目的语在文化习惯上的某些差异会给读者带来一定的阅读障碍,但经过一段时间后这种障碍往往能被人们所克服,而读者也会因此进入较高层次的审美阶段。从读者的认知心理来看,真正的读者是不会满足于对现有作品信息的被动输入的,而是会主动地通过已有的知识结构和译作语境来对译作进行创造性阅读。在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提供整理，提供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代写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留学生论文，代写英文论文，留学生论文代写相关核心关键词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