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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关于《简述文化交流的主体间性原则的涵义与论证》的文化交流论文修改：伴随着全球化的浪潮,文化的交流与融合问题日益成为了学界关注的焦点。不同于目前大多数研究者所进行的文化横向的比较与研究,本文试图以中西文化交流史的追溯为佐证,以文化同化、文化涵化和文化异化等范畴为解读方法,回顾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旨在寻找和验证在文化交流中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并提出了在文化交流中建设性误读的特殊意义,强调了文化交流中的包容性与自身经济发展水平成正比的原则。

关键词:文化;主体间性;文化同化;文化异化;文化涵化

认识自己需要他者的眼光,认识一种文化同样需要异质文化的存在,并能够在与异质文化的交流中获得自身存在的价值。但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生发于完全不同的自然与人文环境中的中西文化,为其异质文化的传播与交流所筑起的屏障要远远大于为文化的融通所创造的可能性。自地理大发现之后,不同文化的存在与互相认同已经不再是一个是否要面对的问题而是一个如何面对的问题。特别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这一问题已经成为了各个领域所关注的焦点。1993年,亨廷顿在美国《外交》杂志上所发表的《文明的冲突?》引起了轩然大波。在文章中他就指出,在以意识形态为特征的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和国际关系的冲突将是各主要文化与文明之间的冲突。他特别强调西方人应该摒弃将西方文明视为普适文明、并以现代化的名义强加于其他文明之上的思维倾向,虽然这一文化的不平等交流随着工业革命与启蒙运动而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绝对的优势,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非西方文化伴随着自身经济力量的强大,必将构成对西方文化的强劲挑战,因而文化的冲突将成为影响世界格局的又一重要因素。但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以及越来越多的需要人们共同面对的挑战,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似乎并不能解决已经存在的问题,取而代之的是以孔汉斯等人在近年来一直在倡导的全球普世伦理,即建立一些有约束性的价值观、一些不可取代的标准和人格态度作为基本共识,并以此为目标来建立一个多元并存的文化共同体。同时在国内学者中也已经掀起了关于如何进行文化融通与对话的问题的研究,普世伦理[1] (P11-57)以及文化融合的可能性与现实性问题都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而不同”的文化对话方式已经成为文化交流的一种理想目标。目前已经进行的研究为文化的交流实践提供了大量的理论参照,但这往往是由现实问题引发出来,并以横向的比较为基本方法所得出的结论。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还缺乏一种纵向的历史深度。理论的诞生需要一个由实践到理论,再由理论到实践的过程,历史作为实践的一种沉积形式,既可以检验现有理论的价值,同时也可以从中总结出新的原则。　

　
一、文化交流的主体间性原则

历史的回顾将会告诉我们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存在着许多变量,它们的变化将导致不同的文化交流模式,对这些模式的分析与对比会为我们展现出文化交流的一些内在规律。有两个自变量在文化交流中处于支配地位,它们的变化将导致整个文化传播与理解的方向发生改变。一是文化交流中的主体,一是文化交流的客观环境。作为人化产物的文化在其创造过程中就已经深深地打上了“主体”的烙印。主体对文化的理解本身就是创造文化的一种方式,尤其对于完全互为异质的文化交流过程来说更是如此。在交流中人们所赖以理解对方的只能通过两种途径:一是文本的解读,一是亲身的经历与体会。前者大多是文化的被动接受者,而后者却是文化的直接传播者。但同时传播者对文化的理解也需要现实的体验与传统的习得两种方法的结合,才可能真正地了解一个民族文化的内在精神,因此可以说,对文本的理解成为了文化交流的主要途径。但问题是在对文本的理解中常常会出现一种无意或有意的误读。这种误读会在文化传播中的某段时期起到意想不到的结果。关于误读的意义在解释学大师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中有大量的论述。这种误读的产生在伽达默尔看来是由于一种固有的“偏见”造成的。但“偏见并非必然是不正确的或错误的,并非不可避免地会歪曲真理”,恰恰相反,“构成我们存在的过程中,偏见的作用要比判断的作用大”。因为“我们是被某种东西所支配,而且正是借助于它我们才会向新的,不同的、真实的东西开放”[2](P8-9)。对文本的偏见来自于理解主体所处的传统文化,它为主体提供了分析一切现象的思维框架,当一种固定的思维框架与外在的文本相结合的时候就形成了一种新的理解,如果外在文本是来自于某种完全异质的文化精神,那么主体依赖的固有框架对它所做的理解就是一种视界的融合,就是两种文化融合的交点所在。因此理解不同的文化误读将有可能为我们找到文化融合的可行性道路。另一方面,当特定的历史背景需要解决特定的历史问题时,这一问题将形成一种视阈,规定了解读者的视野。处于启蒙时代的前沿,为摆脱中世纪神学的束缚寻找理论支撑,培尔看到了中国哲学中的“宽容”精神,当他读到南怀仁有关康熙皇帝允许基督教在中国公开传播的通信后,在《文学界的新闻》一文中写道:“我不知道基督徒为什么会很少思考在那些异教徒王国中盛行的宽容思想,它们已被我们公开认为是蒙昧和残暴的国度。”[3](P336)为反对现行的政治制度,伏尔泰对中国的开明君主制度以及中国哲学中的伦理思想极力地推崇。波维尔就曾大力地赞扬:“只要中华帝国的法律成为各国的法律,中国就可以为世界可能变成什么样子提供一幅迷人的景象。到北京去,瞻仰世上最伟大的人,他是上天真正完善的形象。”[4](P293)而孟德斯鸠则站在对理性的法的尊崇的角度上对中国的君主制度大加批判,将其视为专制的因而是野蛮的。由此可见,主体以及主体所处的特定的历史环境对文化理解会有极大的影响,不同主体处于不同的文化历史环境会产生完全不同的解释视角。但正是这种不同的视角所组成的理论图景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全面的了解异质文化的契机。因此,文化不是作为一个固定不变的实体在不同民族间交流,而是作为一个活的不断变化的有机体为不同民族所理解。异质文化的意义既不决定于主体,也不决定于文本,而是在主体对文本的认识过程中由文本的内涵与主体的内在思维框架共同构筑的。因此意义是可变的,并且是没有“本意”的,关于文化的这种解读方式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文化的主体间性①。文化交流中的主体间性决定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是不断变化的,历史上曾经有过的融合的经历并不能作为现当代可以融合的证据。时代的变迁与文化主体的变化都会产生新的解释视角,从而使文化的融合由可能变为不可能,反之亦然。但不断的变化并非是任意的、偶然的,在其现实性上有着其内在的一个发展规律,这一规律受制于社会外在的经济政治发展程度,特别是特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由这一发展水平所制约的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https://www.51lunwen.org/culture/于是,文化交流的流向以及融合模式都会有完全不同的表现形态。我们可以将这一规律概括为某一文化在交流中的包容性与该文化载体所处的经济发展水平从而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的高低成正比。也就是说,某一文化所赖以生长的民族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它对异质文化的包容性就越强。对应于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就有不同的文化包容性,但最理想的也是最富有理性的文化包容性并不是对应于某个民族经济发展的最高峰。这一点将在对不同的包容层次所形成的不同的文化交流模式中得到解释。我们可以将文化的包容性划分为三个不同的层次:同化、涵化与异化。当一个民族的经济发展处于世界的首位时,任何一种异质文化进入到这一超繁荣体系中都会被这一文明已有的丰富的物质与精神文明所折服,从而任何试图进行平等对话的可能都不存在,异质文化惟一可以做的就是完全同化入这一民族文化中去,成为其中一个要素。因此这一文化发展模式决不是理想的,但它却是文化包容性最强的。当各种异质文化在其经济上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异常繁荣的大帝国日益失去独霸的地位之时,文化交流就可能进入到涵化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中,任何一种文化都不具有同化时代如此强劲的包容性,他们在基本同等的发展水平上进行着平等的交流,涵化的意义是互相包容,两种或多种文化以互通有无的心态在对方文化内涵中找寻适合自己文化发展的精神,通过主体间性的解读方式将这一文化吸收进来以激发自身文化新的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提供整理，提供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代写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留学生论文，代写英文论文，留学生论文代写相关核心关键词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