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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翻译活动早在周代就有明确记载。在《周礼》和《礼记》两部古书中,就有了周王朝对当时翻译官的称呼,即所谓“象胥”。随着翻译实践的发展,必然会出现相应的翻译理论和方法。纵观我国近现代及当代翻译史,会发现在翻译方法上一直存在着“直译”和“意译”之争。各个时期的不同翻译家各抒己见,始终未能取得一致意见。直到今天,理论界仍各执一词。可以说,直译意译之争贯穿了我国整个翻译史。

一、直译意译之争的回顾

我国的直译、意译之争始于东汉末年,即随着佛经翻译的开始而产生的“文”“质”之争。我国最早带有翻译理论性质的文章是《法句经序》,其作者为吴国的译经名家支谦。他首倡“自由式”的意译法,注重用纯粹的汉语进行翻译,力使译文易懂。符秦时期,道安主持佛经译场,他主张严格的直译。后来,天竺国的佛经翻译家鸠摩罗什不同意道安的观点,他主张较自由的意译。唐代大翻译家玄奘主张直译为主,意译为辅,反对用华丽的骈文来翻译。以他的译经标准译出的经书,在质量上有了很大进步,所以其译的经书被誉为“新译”。明清时期,佛经翻译完全衰落,出现了以徐光启、林纾、严复等为代表的西欧科学、文学、哲学的翻译家。严复在他翻译的《天演论》卷首《译例言》中,提出“信、达、雅”的翻译原则。虽然“信”在最前面,但他翻译时却遵循的是“与其伤雅,毋宁失真”的宗旨,其译文艰深难懂,与原文背离很大就在所难免了。不过,在他之后的许多年中,这三个字一直没有被翻译界所摈弃。

五四运动之后,特别是上世纪30年代初,翻译界兴起了“信”与“顺”之争。当时赵景深提出“宁错而务顺,毋拗而仅信”的翻译原则,主张译者可以用自己的世界观和审美理想取代原作者的世界观和审美理想,给译文加上原作所没有的文化氛围和美学色彩,抹杀原作的历史性、民族性以及原作者的艺术风格。而鲁迅则以“宁信而不顺”予以反驳;他主张直译,自己也做出了榜样。他的观点“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原作的丰姿”,就是要求译者不要胡译、乱译,歪曲原作的本来面目,而要尽量译出原作的内在意蕴。这场“信”与“顺”辩论的实质,就是以往直译和意译之争的延续。当然,鲁迅的提法也有某些偏颇,带有矫枉过正的意味,它使得一些追随者,包括鲁迅本人在内的译作或多或少具有硬译之嫌。

新中国成立后,直译意译之争不再是翻译界突出的矛盾。翻译界对翻译的自身认识提高了,并提出了更高、更合理的翻译标准。傅雷认为翻译“应重神似而不在形似”,钱钟书认为“文学翻译最高标准是‘化’”,茅盾则指出,“文学翻译是用另一种语言把原作的艺术意境传达出来,使读者在读译文时能象读原作时一样得到启发、感动和美的感受”。还有人主张翻译旨在译出原作的“神韵”“文体”“寓意”“弦外之音”等。今人中所讲“直译”“意译”之争,则另有涵义。表面上,直译与意译都承认翻译必须忠实原文,恪守“信”的原则,但两者对“信”的理解却相差很远,做法大不相同。直译认为只有尽量保留原文的表达形式,才能忠实地传达原文的思想内容;意译则认为,原语与译语各有自己的表达方式,要如实传达原文的思想内容,就必须改变原文的表达方式,将它改变成符合译语的表达方式。

总之,就如Nida在《西方翻译史话》一书的结论中指出的那样:不同时期,不同国家,人们对翻译的观点尽管有很多变化,但两种基本的争论却始终存在,只是表现的紧张程度不同罢了。基本的争论就是:直译还是意译?以形式为主,还是以内容为主?其实,“直译”与“意译”这两个术语自身存在的问题已经引起许多学者的质疑。早在数十年前,林语堂、朱光潜就说过它们“不中肯”,“直译和意译的分别根本不应存在”。

二、直译意译之争的根源

纵观直译意译之争,其根源主要在于译者理论上的曲解和实践上的偏差。直译者注重内容和句式上忠实于原作,其洋味也就多一些;而意译者注重用顺达的汉语表达原文,对句法句式及结构是否保存原貌并不在意,洋味自然要少些。因此,主张直译者往往认为意译太随意、太自由化;而主张意译者则认为直译太拘谨、太死板。由此而论,直译和意译者之争,实质上就是主张直译者与胡译乱译者和主张意译者与硬译死译者之间的冲突和论争。争论的原因是翻译界自始至终没有明确界定直译和意译的科学内涵。既然概念不明确,争论就在所难免了。

三、对直译意译之争的思考

第一,直译和意译是单纯从翻译文本的表达形式来看翻译方法,尤其是当代“直译”与“意译”之争,思路狭窄,缺乏深度,是人类对语言和翻译认识还不够深入的表现。我们应抛弃二者的争论,以获得优秀的翻译作品为准,不应过分追求形式方法,而应注重内容与结果,做到忠实而完美地表现人物和生活的总形象,并以易懂为原则。一部好的翻译作品如果能深受广大读者的赞赏,那么它就是成功的。

第二,避免争论最好的办法就是把直译和意译理解为翻译技巧里的两种具体表现手法,主要着眼于语言的角度去研究问题。也就是说,直译在译文语言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采用原作的表现手法和意象,从词汇意义、句子形式到语法结构,大体上不作变换,求其语言形式上的等值或近似。意译则是指译文用新的表现手法和意象来表达原文的思想和形象,同时从词汇意义、句子形式到语法结构上也作一定程度的变换,求其思维内涵的等值或近似。

第三,尽管这两种方法各有其优点,但也有限度。超出了限度,直译会变成死板、拘谨、毫无生气的硬译或死译,意译会变成望文生义、随意发挥的乱译、胡译。如此一来,就根本不可能产生完美的译作。所以“直译”,“意译”之争虽能促进翻译理论的发展,但过于强调一方而否定另一方的争论,意义不大。直译和意译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忠实地表达原作的思想内容和文体风格,互不排斥、互不矛盾,只有将两者结合在一起才是最有效地做好翻译工作的方法。

其实,直译以两个重点(意思和表达形式)为中心,意译只以一个重点(意思)为中心。它们各自偏向互为相反的两个极端。选择其中的一种,就确定了整个语篇的侧重方向,从而约束译者或偏重原语或偏重译入语。但翻译模式的多样性和不同语言之间的巨大差别常迫使译者跨越直译和意译的分界线。从语篇大范围而论,多数情况下,译者难以始终坚持单一的方法,结果往往是兼用直译和意译两种方法。

总之,翻译方法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翻译的目的、读者的性质和语篇的类型。因此,实际翻译是以直译为主还是以意译为主,很难做出简单的回答,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翻译活动的根本内容是语言形式转换,两种不同的语言肯定存在着各个层面上的差异,再加上文化背景不同,对语言的理解也不同;而且翻译所涉及的范围广阔,有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法律文书的,还有小说、散文等方面的。对前者的翻译,可能采用直译的较多,因为有很多术语和政策性的东西,而且科技译文要符合原文笔调,具有严密的逻辑性,但需指出即使直译也应不失通顺。而相对来说,后者进行意译的情况较多,旨在进行艺术创造,表达意蕴。但意译也不能忽略基本内容的表达,要不失风骨和内核。至于那些通篇运用直译或意译,而译文还能通顺易懂的,我想是很难存在的。

四、超越直译与意译之争

直译意译只是两种具体的翻译方法,只有手段性质,而无目的性质。因此,孤立地看待或过多地讲述直译意译,都是不科学的,也没必要。翻译不应停留于对直译与意译任一方面的肯定与否定上,而应相互结合、相互补充,走向融合。

本文超越这两个概念,探讨了异化与归化这对概念与“直译”与“意译”之间的区别。过去在译界一直存在着对这两种概念的混淆。历史上,“直译”与异化、“意译”与归化之间有一定的亲缘关系,但这两组概念的侧重点不同。“直译”与“意译”的参照点是原文的语言特点。对原文的文字亦步亦趋的译文是“直译”的译文,产生这样译文的翻译法是“直译法”;相反,以传达原文的意义为主的译文是“意译”的译文,相应的翻译法就是“意译法”。而“异化法”和“归化法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提供整理，提供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代写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留学生论文，代写英文论文，留学生论文代写相关核心关键词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