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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里罗（Don Delillo）是当代美国最典型的后现代主义小说家,也是美国后现代社会文化的叙述者、阐释者、批评者。德里罗1984年出版的《白噪音》（White Noise）被认为是美国后现代文学的代表作。作品以研究美国当代消费主义与影像文化为主题，以辛辣反讽的笔触与临床透视式的描绘揭露了当代社会崇尚消费主义、追求感官刺激、充斥暴力谋杀的残酷现实，揭示了美国后现代社会人类生存的悲剧，展现了一幅富裕社会面纱下充满物欲、性欲、堕落、暴力、悲剧的当代美国画卷。而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60—70年代在西方兴起并很快波及全世界,具有重大影响的文化思潮。它冲击着文学艺术、社会文化以及哲学等诸多学科领域,颠覆了许多传统观念，带来了一场深刻的变革。目前，在翻译界争议颇多，也很激烈,其实质也正是这两种思维方式遭遇的结果。关于翻译标准问题的争论,就是其中一例。由于翻译的文化转向是在后现代主义浪潮中发生的，所以文化派的思想与后现代主义思想一脉相承。其关键词“反叛”“、颠覆”、“暴力”“、消解”也是后现代主义的关键词。我们以小说《白噪音》的译文为例便可管窥后现代语境下翻译所遵循的基本标准。

二、解读《白噪音》

《白噪音》的故事情节比较简单。作品以第一人称叙述了主人公杰克·格兰德尼走向堕落与暴力的生活历程。崇高与快感和暴力与死亡一直是贯穿小说的主要线索。故事开始，格兰德尼就与妻子经常探讨“：谁会先死?”（Doe Delillo,1984）随着故事的发展,死亡问题成为一种日常生活的提醒。格兰德尼与妻子在床上准备做爱时说“：谁会先死？”（ibid.30）格兰德尼晚上起床,看见钟表上的数字是“3:51”，便立刻想到“，总是这样的奇数数字。这意味着什么?是不是奇数代表死亡?”（ibid.47）在讲到希特勒激发群众走向战争大屠杀时,作者写到“：死亡,这些群众中许多人就是为了死亡而聚集在一起的。”（ibid.73）教授在谈到飞机降落时说：“我们是从天空中掉下来!我们下降!我们是一架灯光闪烁的死亡机器。”（ibid.90）看到科学图片、数据、电视影像、计算机图象把人的死亡数字化或图像化,格兰德尼说“：这就是以某种图形数据展示出来的死亡形式,电视上经常有这样报道。在自然与自我之间,你会感到一种奇怪的分裂感。人们引入了一种符号象征系统，从上帝那里获得了一种令人敬畏的科技。”（ibid.142）最后,夫妻共同得出关于死亡的结论:如果死亡就是一种声音,那将会是怎样?一种电子噪音。你永远都能够听到这种噪音。所有空气中的声音。多么可怕啊？（ibid.189）这段对话具有象征意义,点破了小说关于死亡的所有真理:电子噪音意味着死亡。教授把美国消费社会所充斥的各种符号影像抽象化为一种“电波与辐射”，一种电子噪音。它象空中传播的毒气一样正在破坏我们的灵魂与心智，给我们造成一种“记忆幻觉”（ibid.116，125，151，176等），促使我们丧失所有的自我价值。而这种电子噪音与希特勒的偶像渲染一样是一种“隐约的死亡噪音”，所以电波与辐射就成为一种“死亡语言”。于是,教授在试图谋杀自己妻子的情人后，在超市的付款处，在那种扫描商品价格的机器中真真切切地“看到和听到了”这种死亡的声音：这种条形码扫描仪“就是电波与辐射的语言，就是死亡者向活者交流的语言。”（ibid.326）总之，商品、欲望、符号影像在一种我们听不到看不见的物质中找到统一：这就是“电波”，就是贯穿小说始终的“电子噪音”，也就是“白色噪音”。这种噪音就像传统自然主义所寻觅的宇宙力量一样控制和决定着人们的生活和思想，驱使人们在追求物质满足与心理快感的过程中丧失自我，成为冷漠社会中没有任何价值判断、受原始欲望与本能支配的“享乐动物”，最后在商品或偶像符号的阴谋中走向暴力与死亡。

笔者认为，教授所从事纳粹偶像研究揭示了商品符号学的下列意识形态特征：一是，大众在“神化暴力”过程中的情感宣泄与心理快感问题；二是，消费主体在被符号或偶像控制后的自我丧失。在纳粹意识形态中，人们在丧失自我的判断力之后便成为国家与民族“崇高精神”作用下赤裸裸的暴力实施者，而在商品意识形态中，人们则在心理快感和感情宣泄中认可暴力的崇高价值。例如，教授在分析美国电视影像中的汽车暴力时说“：我认为这些汽车碰撞事故是长期美国乐观主义传统的组成部分。它们都是些具有积极意义的事件,充满了传统中的‘能干精神’。”（ibid.218）于是，他这样告诉学生“：不要把影视中的汽车碰撞看成是一种暴力行为。它是一种庆祝活动。一种对传统价值与信仰的重新强调。”（ibid.218）美国影像文化就象法西斯影像文化中的极端民族主义一样都是一种充满暴力、弘扬暴力的“民族精神”。它们都是策划、操作、控制社会主体的无意识欲望，使主体在快感过程中丧失自我判断,从而走向暴力与死亡。

三、传统翻译标准的颠覆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整部小说中充斥着暴力、死亡、颠覆以及由此而形成的越界。为了参与翻译的政治，就必须把差异作为同一性来处理，正是如此也造就了翻译中的一种暴力（violence）和一种越界（transgression）。“真正的话语是一种被暴力所扭曲的形式浮于表面的”（Charles，1982：63），而话语、权力和知识都涉及一部越界的历史。翻译中的暴力与越界是一适当的方式进行确切的翻译的一种适当尝试。如果把翻译看成是一种越界行为，那么，所跨越的界限就必然是有原文设定的，或者就是原文本身。当作为越界行为的翻译发生时，作为界限的原文不过是一个狭隘地带，是越界行为所运行的轨迹或路线，包括它的起源和全部的活动空间。

越界以纯粹的暴力释放了界限所禁闭的力量，迫使界限意识到自己即将消亡的事实，但也在这种意识中认识到自身存在的极限和命运。也许，正是由于这个死亡意识，原文意识到了越界的必要性，意识到了通过翻译进入新的辖域从而获得新生的必然性、偶然性。传统的翻译标准是以追求译文与原文的一致性为宗旨的。无论是“信”“，忠实”，“等值”，甚至“等效”都没有摆脱以原文为中心和力求译文与原文对等的模式。因为根据传统观念,原文中的信息是通过原文语言符号按语法规则设定的,其意义是具有确定性的。在翻译时，译者只需经过对原文语符进行解码，即看一看它是用怎样的符号组合形式传达某一信息的，然后再尽量以相同的组合模式用另一种语符进行重新编码就可以了。即使有信息的流失，也只是因为两种符码组合方式的不同或是两种文化有着一定差异而已。因此，翻译研究者的全部任务就是寻找应付这些差异的对策。实际上，文本的意义不是自然存在的，也不是永恒不变的，它也不完全归属于作者的动机与意图。人们只能在人的社会历史实践中及后来对它理解与解释的过程中来实现对它的把握。所以，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对于阅读理解活动已不再简单地解释为解码和编码的符号过程。胡塞尔早就说过符号本身并没有意义,而是人的意向性行为“赋予”了符号以意义,意义是在意向活动中显现自身的。符号本身只是意义的纯形式（pure form of meaning），用胡塞尔的术语来说只是“表达式”。

在人们尚未通过意向性活动赋予它意义之前，它具有统一性、同一性和不变性。它只为这一表达式的具体意义提供了一个模式，而具体意义又是通过意义———意向过程才形成的，即：意义———实现。这种具体意义是与具体的人、事、时间、环境等因素紧密相联的，因此，它也是多样性的和不确定性的。正因为具体意义具有这种性质，所以在翻译活动中去寻找一致性与确定性也就成为了不可能。对于一句话的不同解释成为一种正常现象。传统的翻译标准也因此而颠覆。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提供整理，提供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代写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留学生论文，代写英文论文，留学生论文代写相关核心关键词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