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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最有影响的中国古代军事典籍，《孙子兵法》以其文本的开放性与召唤结构邀约着历代译者。自公元七世纪中期始，《孙子兵法》开始流传域外，并于二十世纪初流入英语世界。1905 年，英国炮兵上尉卡尔斯罗普出版了第一个《孙子兵法》英译本，随后又于1908 年出版了重译本。1910 年，英国汉学家贾尔斯也推出了自己的《孙子兵法》英译本。在书中，贾尔斯直率地指出卡氏译本与重译本里存在的大量误漏，并从文献学角度对这些误漏之处进行分析、批评与修正。通过否定和修正卡氏译本与重译本，贾尔斯成功地突破了卡氏的影响，成就了自己的强力译者①地位，其译本亦被后人奉为“最具学术性的《孙子》译本”[1]。事实上，在名著复译中，为扭转迟到劣势并实现自己译本的“逆崇高”②，后世译者往往会误读前驱译本，贾尔斯对卡氏《孙子》译本的批评与修正即是一典型案例。名著复译，既要面临原作的挑战，更要面临前驱译作的压力。如果有强力译作在前，后世译者往往会承受巨大的精神压力，况且即使前译中没有强力译作，后译同样也不轻松，毕竟“初译，不管翻得如何，总是‘词必己出’，可以以此骄人。前译，哪怕通篇平平，披沙拣金之下，往往见宝。而复译就没这么便宜，自辟蹊径虽有成功可能，但难度较大，参照旧译则有蹈袭之嫌”[2](30)。虽然卡尔斯罗普的《孙子兵法》译本中误漏较多，但它是《孙子兵法》英译本中的“初译”本，对《孙子兵法》进入英语世界起着开疆拓域的作用，可以“以此骄人”。卡氏重译本“整体上而言是对第一个译本的改进，一些严重的错误已得到纠正，脱漏之处也得到补充”[3](IX)，这样的“前译”自然也增加了后世复译的难度。美国著名文学理论学哈罗德·布鲁姆指出，在英美浪漫主义诗歌史上，前驱诗人因为时间上的先在性而早一步占据了诗歌的想象力空间，后世诗人的想象力在他们的影响下处于被动地位。这种影响是一种具有毁灭性的强大力量，它阻碍了后世诗人的创造力，使他们对自己的诗歌能否具有创造性，能否获得诗歌史地位产生了焦虑。为了取得自己诗作的生存权，后世诗人往往通过误读来反抗前驱诗人的影响,对前驱诗作进行消解式修正。从本质上讲，误读就是后世诗人有意回避—从而削弱或消解—前驱诗人对其诗作的影响[4](2)。与此相似，为了扭转竞争中的迟到劣势，破除卡尔斯罗普的“父权”影响，贾尔斯必须误读卡氏初译本与重译本，对其进行贬抑、否定和修正，挤压甚至抢占其影响空间，从而使自己的译本后来居上。贾尔斯对卡氏初译本与重译本的误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宏观上，他在译本的“前言”里对卡氏译本与重译本进行贬抑性评价；微观上，他在译文的注释中详细列出卡氏译文的各种误漏，引用大量的中国古代文献对误漏进行分析、批评和嘲讽，并以自己的译文进行修正。总之，整个译本“通篇充斥着对卡尔斯罗普译本近乎无礼的批评”[5](182)。需要说明的是，在贾尔斯完成《孙子兵法》前三篇的翻译并交付印刷之时，卡尔斯罗普出版了重译本，但贾尔斯并未据此修改已交印的前三篇译文，因此贾氏译本前三篇中的批评式修正针对的是卡氏译本的前三篇，后十篇中的批评式修正针对的是卡氏重译本的后十篇。

(一)宏观上的贬抑性评价

卡尔斯罗普的《孙子兵法》译本系从日文版“十三篇”转译而来。转译是复译的一种形式，是指以一种外语(媒介语)的译本为原本，将其翻译为另一种语言。由于是通过媒介语转译而来，这样得出的译作往往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二度变形”，因为“任何转译  ，都有一种先天性的致命弱点：译者往往不将原作和盘托出，或掐头去尾，或藏匿不露，或囫囵吞枣，甚至乔装打扮，重新包装  均非全文原貌”[6](53)。由于日文版“十三篇”本身“似乎也存在着讹误”[5](182)，所以卡氏的《孙子》译本自然也摆脱不了以讹传讹、“非全文原貌”的弊病。贾尔斯指责该译本中“漏译随处可见，难懂的段落被随心所欲地曲解或略过”，他认为这些都是“不可饶恕的过错，在任何一本希腊或罗马经典的翻译中都是不能容忍的，在翻译中国经典时应坚持同样的忠实标准”[3](VII)。贾尔斯声称，他的译本中“至少没有这种性质的错误(指误译漏译)，这并非我高估了自己的能力。我始终认为《孙子》应该享有更好的命运，无论如何我都会比前辈翻译得更好”[3](VIII)。这不但体现了贾尔斯的学术自信，也反映出贾氏认为自己的译本优于并将超越卡氏译本的强烈信心。至于卡尔斯罗普的重译本，贾尔斯虽然给予了一定程度的积极评价，认为该译本“整体上讲是对第一个译本的改进，一些严重的错误得到了纠正，脱漏也得到了补充”，但也强调该书中“还有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  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导论的第一句就错误得离谱③；导论的后面提到一大堆不知名的日本《孙子》注家，对于中国注家，却只字未提。但我敢说，中国的《孙子》注家远比日本的注家人数更多，而且也更为重要”[3](IX)。客观上讲，卡尔斯罗普没有提及中国注家也是事有出因，因为他很有可能不懂汉语。此外，由于卡氏的第一个译本系从日语转译而来，很可能一些日本注家已给他留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象。

(二)微观上的批评与嘲讽

对于卡尔斯罗普译文中的不当之处，贾尔斯往往在自己译文的注释中借助中国古代文献进行分析，并提出批评意见。在贾氏译本中，针对卡氏译文的批评意见多达 126 条，批评的重点自然是卡氏译文中的误译和漏译。如《行军篇》中的“令素行者，与众相得也”与贾尔斯译本中的汉语原文“令素信著者，与众相得也”有所不同。贾尔斯在对比分析《道藏》本与《通典》本的基础上，对此作出了解释，指出“令素行者”出自《道藏》本，如果没有‘行’，‘令素’肯定难以理解”，而“令素信著者，与众相得也”则出自《通典》本，并且得到了杜牧的认可[7](98)。因为杜牧说过：“素，先也。言为将居常无事之时，须恩信威令先著于人，然后对敌之时，行令立法，人人信伏。”[8](207)在贾尔斯看来，孙武的这句话会使读者理解为“如果将领总是自信他的命令将会被执行”，因此他认为孙武当初撰写的原文有可能是“令素信行者”。不过，他也承认这还只是一种推测而已[7](99)。实际上，历代注家对于该句的注解也不尽相同，贾尔斯的翻译主要是基于张预的注解：“上以信使民，民以信服上，是上下相得也。《尉缭子》曰：“令之之法，小过无更，小疑无申。”言号令一出，不可反易。自非大过大疑，所以使民信也。”[8](207 208)贾尔斯据此将该句翻译为 if ageneral shows confidence in his men but always insistson his orders being obeyed, the gain will be mutual，并在注释中补充道“犹豫不决与小题大作最能消蚀掉军队内部的信任”[7](98 99)。相比之下，卡尔斯罗普的翻译底本很可能是《武经》本[9](18)，该本中的原文也是“令素行者，与众相得也”，卡氏据此将该句译为 orders arealways obeyed, if general and soldiers are insympathy[11](53)。原文不同，句意就不同，译文自然也不会相同，但贾尔斯置这个事实而不顾，对卡氏的译文大批特批，认为卡译“是一个极其令人深恶痛绝的误译”，并且挖苦卡氏“发明了译文的后半句，还颠倒了条件从句与结论句的位置”[7](99)。再如《作战篇》中的“故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一句，罗列了战事久拖不决可能会给国家带来的种种不利。在贾尔斯看来，该句虽简洁却难懂，而各位注家的注解均不能令人满意。曹操、李筌、孟氏、杜佑、杜牧、梅尧臣的注解相似，大意是拙于机智的将军可以通过速战取胜[7](11)。贾尔斯指出，孙武并没有明确表示考虑不周的速战要优于巧妙但持久的作战 ——即使这有可能是他的言外之意，他明确提到的是非常谨慎的作战原则，即虽然有时仓促行事可能很不明智，但行动迟缓也决非明智之举，因为这样意味着使国力屈竭。贾尔斯将该句翻译为 thus, though we have heard of stupid hastein war, cleverness has never been seen associated w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提供整理，提供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代写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留学生论文，代写英文论文，留学生论文代写相关核心关键词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