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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1. 选题背景：国内外研究综述

“田园三部曲”是杰克·伦敦后期创作的作品，其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作品文学性的价值层面上。施经碧（2007）运用生态批评的方法，以“深生态原则”为理论基础分析探讨杰克·伦敦的生态思想在《黄金谷》（1906）、《天大亮》（1910）和《月亮谷》（1913）这三部作品中的逐步深化发展。孙丰蕊（2008）从生态批评的角度来审视杰克·伦敦的《月亮谷》，看这部小说其中蕴含的生态思想以及对当时的社会现状做出了怎样的批评。李金云（2009）分析了《毒日头》中的生态女性主义意识，最终是如何达到一种人与自然、人与人、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和谐共处关系。张宝林（2010）分析了杰克·伦敦的以加利福尼亚为背景的“田园三部曲”在国内的批评界并未引起足够重视的原因和带来的启示。金天杰和王曼锦（2011）从生态女性主义的角度解读了《月亮谷》。张宝林、王茹花和张生庭（2011）以《月亮谷》为个案管窥了杰克·伦敦的生态思想，并揭示了伦敦作为一个具体敏锐思维的现代作家的深刻之处。王丽君（2012）从《黄金谷》和《月亮谷》解读了杰克·伦敦的生态思想的发展过程，指出其对加深人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和大自然真正价值的认识具有重要的意义。安颖（2012）从《野性的呼唤》和《毒日头》分析了杰克·伦敦强调适者生存、崇尚爱和渴望自然的生活方式的生存哲学。唐俊莉（2013）指出了需加大对杰克·伦敦后期小说研究的重要性，以期更为准确地解读他的作品。可以看出，以上研究均很少将“田园三部曲”放在翻译研究的层面下考察，对该作品的中译本在国内的译介情况也未有太多的实际研究。此外，笔者还梳理了目前为止除了“田园三部曲”之外，国内对杰克·伦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类侧重从生态主义或自然主义的角度解读杰克·伦敦本人及他其他的作品；第二类重在分析杰克·伦敦本人性格形象及作品中体现的主人公形象；第三类从整体上介绍了对杰克·伦敦的研究，例如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分析了杰克·伦敦在中美两国文学地位的变迁以及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等等；第四类把杰克·伦敦及其作品的研究放在了翻译研究的层面考察，以及哲学视角和新历史主义的角度等等；第五类侧重分析杰克·伦敦与中国的关系之变化。其中，关于从翻译研究层面研究的部分如下：孙丰蕊（2007）对杰克·伦敦在中国的接受和转变过程做出了简要的分析和研究。林国浒（2006）和王娜（2010）分别从新历史主义的角度解读了杰克·伦敦及其他的作品《马丁·伊登》。李靖（2011）从“目的论”的视角出发，对杰克·伦敦的作品《海狼》的两个中译本进行了对比分析。刘小艺（2011）对杰克·伦敦的作品《荒野的呼唤》的两个中译本作了互文性分析。余秋颖（2011）借助描写翻译学和语料库翻译学，从词语的层面对《马丁·伊登》的六个汉译本进行描写和解释，并对比分析六个译本在词语层面的翻译特征。王颖（2010）、黄永新&张黎黎&杜展（2011）分别通过运用语料库工具从文本的内容主题、语言特点和角色塑造等方面分析了杰克 伦敦的作品《野性的呼唤》。通过梳理发现，进入 21世纪以来，学者对杰克·伦敦作品的研究角度更加多元化，数量也逐渐呈上升的趋势。但是，以上这些研究基本都集中在对杰克·伦敦前中期作品，后期的作品，尤其是代表作“田园三部曲”鲜有涉及到翻译研究层面，因此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该作品在翻译研究领域被忽视和冷落的现象，为使杰克·伦敦在中国的整个译介研究显得更全面，应当对他的后期作品给予更多的注意力。国外目前对“田园三部曲”的研究，主要是从更客观的独立层面来对这些作品进行分析。诸如查尔斯·沃森（Charles N. Watson）（1983）在《重新评价杰克·伦敦的长篇小说》（The Novels of Jack London: A Reappraisal）一书中分析了杰克·伦敦的 9 部作品，包括一直受到贬责的“田园三部曲”。他采用了一种更为开放的批评模式，对这些作品进行独立分析，而不是相互比较，这样就能更直观地看到这些作品的原貌。莎拉·哈德森（Sara S. Hodson）和珍妮·坎贝尔·里斯曼（Jeanne Campbell Reesman）的《杰克·伦敦：百年一遇的作家》（Jack London: One Hundred Years a Writer）集中搜集了 1998年在亨廷顿图书馆（the Huntington Library）举行的第四届杰克·伦敦社会两年一度的会议（The Fourth Biennial Meeting of the Jack London Society）上发表的论文。其中，8 篇论文的最后两篇分析的是伦敦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大房子中的小妇人》，探讨了伦敦对于性、进化以及土地的兴趣。

2. 理论框架、研究意义与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借鉴翻译研究文化学派的操纵理论，研究专业人士的相关评论对杰克·伦敦后期的代表作“田园三部曲”中译本的影响。进入 20 世纪 70 年代，随着翻译研究文化学派的兴起，翻译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也就是所谓的“文化转向”，它脱离了语言学作为翻译研究的框框，将翻译研究的视野拓展到文化层面，因为翻译研究所关注的不只是文本内的因素，文本外的因素也在逐步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之后，翻译研究界就开始了对翻译活动中涉及到的多元文化语境尤其是译语文化环境中的探索。文化学派代表人物勒菲弗尔认为，在文学系统中，翻译的功用主要是由三种主要因素决定的，分别是文学系统内部的专业人士、文学系统外部的赞助人和处于主流地位的诗学。其中专业人士包括批评家、评论家和译者，评论家的评论影响着一部作品的接受状况，译者也往往决定了所译文本的诗学和意识形态。他们要么压制符合当时主流诗学和意识形态的文学作品，要么对作品进行改写直到被当时主流诗学和意识形态所接受。勒菲弗尔还借用韦伯（Weber）对“专业人士”所下的定义：专业人士指的是只有他个人能提供的一种“服务”，而非“普通的商品”，这些人被认为具有某个特定领域的权威性地位（Lefevere, 1992: 14）。所谓“赞助人”，是指“任何有助于文学作品的产生和传播，同时又有可能妨碍、禁止、毁灭文学作品的力量”，赞助人可能是个人，也可以是机构，例如宗教组织、政党、社会阶层、朝廷、出版社、大众传播机构如报纸、杂志和电影公司等等（Lefevere, 1992: 15）。“赞助人”包括三个元素：意识形态、经济因素以及社会地位，它们之间通常以不同的形式组合并相互作用。意识形态因素决定着主题的选择和表现形式，但并非受限于政治意识形态，还表现为更笼统的描述：“一种具有形式和规范的格架，支配着我们行为和信仰的格架”（Munday，2001:129）；经济方面，赞助人予以改写者一定的津贴或职位方面的支持；社会地位方面，作品只有为赞助人所接受，才有可能融合到某个支持的读者群或生活方式中去。主流诗学包括两个组成部分：一种是包括整个文学体裁、符号、主题以及典型境况与特征在内的文学方法；另一种是文学的作用，即文学与它所处的社会制度的关系，即文学在社会系统中所扮演的角色或是应该扮演的角色。前者指的是诗学的组成因素，后者强调的是诗学的功用，与意识形态因素关系紧密。上文提到的主流诗学、意识形态等因素最终还是要通过“专业人士”和“赞助人”的行为影响译本的形成和传播接受，由此对整个译介过程进行操纵。本文在对“田园三部曲”中译本在国内的接受传播情况进行研究时发现，改革开放前后的接受环境发生了改变，因此对该作品的出版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侧重，其中出版社所扮演的赞助人角色发挥了不同的操纵作用。然而，在译语接受环境中专业人士对作品所作的评论的影响下，“田园三部曲”也仅仅由百花洲在内的两三家出版社进行出版发行，这充分体现出专业人士的评论影响着一部作品的传播和接受状况。研究方法上，本文主要采用描述性研究与个案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在认真梳理相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对杰克·伦敦后期的代表作“田园三部曲”在国内的译介进行客观的描述和分析。

第二章“田园三部曲”在国内译介情况的梳理...................................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提供整理，提供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代写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留学生论文，代写英文论文，留学生论文代写相关核心关键词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