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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西方悼亡诗多寡不一的深层原因是缘于对待死亡的不同态度。中国人不能超越死亡的恐惧，所以悼亡诗特别多；而西方人对待死亡较洒脱，故悼亡诗相对较少。对死亡的不同态度是由两者的信仰和宗教差异等原因造成的。悼亡诗，泛指“抚存悼亡，感今怀昔”之诗，一般特指悼念亡妻的诗。中西方从古就有悼亡之作。《诗经》中的《邶风·绿衣》、《唐风·葛生》被看作是中国最早的悼亡诗，而西方最早的悼亡诗认为是《伊利亚特》中安德洛玛刻悼赫克托尔的那段言语。也有人认为是弥尔顿缅怀第二个妻子卡特琳的无题十四行诗开了西方悼亡诗的先河。当然，这里的争议还是源于对悼亡诗的定义理解有异。本文采用悼亡诗的狭义定义，即专指悼念亡妻的诗。许多学者早就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西方的悼亡诗在数量上远远少于中国。“在西方表现哀怨的抒情诗的品种很多，但专为怀念亡妻的悼亡诗则极为罕见，而在我国则几乎可以说有一个传统。”⋯ “在西方，诗歌一般分史诗、抒情诗和戏剧诗。沉浸于诗歌的汪洋大海中，那种直抒胸臆的作品可谓多矣，但悼亡诗却极为罕见。中西悼亡诗的数量竞相差如此悬殊⋯ ⋯” 数来数去，也就是几个诗人如约翰·弥尔顿、托马斯·哈代、罗伯特·勃朗特、邓约翰等。学者普遍认为这是由于西方人重爱的过程，中国人重爱的结果，所以造成了悼亡诗的多与少。对中国人来说，“家乃人生幸福与快乐的源泉。而夫妇乃是家的最主要组成部分，缺少一方就不成其为一个完整的家了。中国人重视的是一种结果。故中国的悼亡诗作多。⋯ 而西方人婚姻之后，夫妻双方依然是各自独立的，你依然是你，我依然是我。他们的这种文化氛围，亦更能清醒地认识到死亡乃人生之必然，亦更能激发他们对外在世界的探索，对真理的追求。另外加之基督教的影响，‘人死后灵魂脱离肉体的束缚，升人极乐的世界天堂’，这多少使生者在亲人死去之后减轻了悲哀，增加了幻想。” 西方文化在性爱问题上的开放性，亦多少冲淡了夫妻间的情感。故西方悼亡诗少。上述学者的观点有其精辟之处，但都没有揭示出隐含此现象中的更深层的文化心理差异。要真正揭示中西方悼亡诗数量相差悬殊的根源，必须抛开一些表面的浅层次的因素和现象，深入到人的潜意识，结合人特有的死亡意识来探寻。笔者以为，造成中西方悼亡诗多寡不一的深层原因是对待死亡的不同态度。中国人不能超越死亡的恐惧，所以悼亡诗特别多，而西方人对待死亡较洒脱，故悼亡诗相对较少。而对死亡的不同态度是由两者不同的信仰和宗教等原因造成的。死亡、爱情、战争是文学的三大永恒主题，而死亡也是人类最大的恐惧。“自然之声显然在表示死亡是最大的灾祸，亦即死亡意味着毁灭，以及生存的无价值。⋯ 死亡的恐惧实际是超然独立于一切认识之上的；死亡是威胁人类的最大灾祸；我们最大的恐惧来自对死的忧虑⋯ ⋯” 人类行为的基本动机是我们的生物性需要：是控制基本焦虑的需要，是拒斥死亡恐惧的需要。人命中注定要焦虑不安，因为，在一个我们命中注定要死于其中的世界里，我们终究茫然无助，横遭遗弃。‘恐惧在于：我们来自虚无，拥有名字，拥有自我意识和内心深处的情感，胸中极度渴求生命和自我表现，即使如此，还是要死’。” 由于自然的意识，不仅使人对个人的死亡产生莫大的恐惧，即使对家族之死亦哀恸逾恒。”L4 死亡对整个人类来说，都是必须面对的恐惧，它与生俱来，无所不在，是笼罩在生命之上的巨大阴影，神秘而幽深。死亡的不可逆转性决定了死亡恐惧的恒久性。人类的一切恐惧皆可随着空间的位移、时间的延伸得到缓解和转化，唯有死亡的恐惧难以排遣。西方文明起源于两希文化。希腊文化核心是“乐生恶死”，追求现世的爱情幸福，崇尚享乐主义，爱过快乐过，故死而无憾。如古希腊的哲学家伊壁鸠鲁有一句名言：死亡是一件和我们毫不相干的事情。而希伯莱文化主张“乐死恶生”，死亡是到达天堂的必由之路，所以死亡对此文化来说也不是恐怖的事。《圣经》对所有的上帝的子民说：“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6 死亡对所有人来说都是注定的。唯有死亡，才是解脱原罪的可能途径。尤其是生命繁衍的性行为，在中世纪一些著名的教父看来成了罪恶之源，所以对妻子的死很少有人会去写悼亡诗。不管是哪种文化，都使西方人对死亡持一种较洒脱的态度，对亡妻的悼念自然也少。西方文化认为，在世界的另一头存在着一个天国，这是一个比尘世要美得多的世界。快死的老人无疑非常哀伤，但一想到死后的天国，情况就不一样了，死后是能在天国里会面的，由此，对于死似乎不应过多地悲伤，反而应该向往。弥尔顿想象他与亡妻的会面将是在天堂：“我仿佛看到去世不久圣徒般的妻，回到了我身边⋯⋯我相信我还能再度在天堂毫无障碍地充分地瞻视。”英国诗人D．G．罗塞蒂在《幸福的女郎》诗中，编织了一幅美丽的图画，叙述了在美丽的天堂里，亡妻急切地盼他来相会，盼望他们共同“下到那小溪，沐浴在上帝的光里”。这首诗意境优美，令人神往，并无悲情哀意。即使是无神论者拜伦，也在《致塞沙》中说：“在世间，你爱我如此情深，将赐于我天国的期望。”丁尼孙晚年名作《过沙洲》预感死的来临，比作在暮色苍茫、晚钟悠扬的时候扬帆越过沙洲，以恬静的心情期待与他的领航人(上帝)会面。罗伯特·史蒂文森(Robert Stevenson，1850—1894)的《安灵曲》(Requiem)表达了他热爱人生，但也不畏惧死亡，他把死亡看作水手还家，猎人下山，可得到永恒的憩息。莎士比亚也说，“If I must die，1 will encounter darkness as a bride．”由此可见，西方人因其独特的哲学和宗教的关系，对待死亡较洒脱。四叔本华说：“大概除犹太教及它的两个分支外，几乎所有的宗教，皆有轮回之说。"l J．‘所有的宗教和哲学体系 ⋯ ⋯ 的确远较其他方面更能给予人平静面对死亡的力量。”【4 不幸的是，中国的道教没有轮回观念，这也是造成中国人对死亡的永恒畏惧的缘由之一。道教将“道”奉为至尊，对死亡的超越是太为现实，也太为浪漫了。说它现实，是因为它既不似基督教那样期待死后灵魂升天，也不似佛教和伊斯兰教那样一心念叨来世，它就要在今生今世实现永生的梦想。比较灵魂不死，它更感兴趣的是肉体不死。说它浪漫，是因为它孜孜不倦将镜中花、水中月当作可予企及的目标，认认真真作起了追求。中国本土的宗教，道教看起来超脱了生死，如老庄之徒追求羽化登天，也并不能使多少人得到慰藉，因为成仙得道的人即使在神话中也寥寥无几。许多帝王都想寻找不老药，但秦皇汉武都以失败告终，何况凡人。所以道教并不能消除中国人对死亡的恐惧，并不能给予人平静面对死亡的力量。中国人缺少抵抗死亡恐惧的方法，所以中国人谈死色变者居多。士大夫由于受主流文化儒家思想的浸染，他们不敢谈论生死。《论语·述而》载“子不语怪力乱神”的讳莫如深，与孔子“未知生，焉知死”的态度是相通的，儒家对生命之后的那个未知世界采取存而不论的态度。所以，灵魂不灭与再生的信仰多半流传于民间而鲜人士大夫的圈子，见于旁门左道的文学，而非可以登堂入室的哲学。士大夫持儒家的经世治国之道，极少将希望寄寓在来世的修炼上面。这其实是对死理念的一种压抑，“在某种程度上，它(死亡理念的压抑)表现为人类本性的一个普遍和正常的现象。只有压抑死亡理念，把它排除出清晰的关注意识的区域，人的具体的利益行动才具有严肃性、分量和意义”L7 J。但死亡的阴影并不因主体的故意忽视而消失，在潜意识里，它一直在提醒人们人生如梦、一切皆空。这又和士大夫们接受的儒家出世人世、经世务实的教育有着尖锐的不可调和的冲突。士大夫们被压抑的恐惧使他们痛苦万分。五无论士大夫相信还是不相信有灵魂，他们始终处于对死亡的恐慌中。如果相信有灵魂，他们害怕。中国人一般对死者心存敬畏，更何况因为儒家主张男权，他们或多或少蔑视女子，不能表白自己对妻子的爱，甚至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