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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十九世纪，一个激情澎湃的时代，诗人作家们都被赋予了想象的翅膀，以无限充沛的情感高举着“自由”的旗帜震撼着整个世界。在一片自由的呼喊声中，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最强音,从而使得浪漫主义在历史潮流中留下了最为绚烂的一笔。霍桑作为新兴民族的一员，搭载着美国浪漫主义的末班车，印证了它的辉煌。而他独特的思想，更使其作品拥有了无比迷人的光芒。

一

自从18世纪卢梭“返归自然”的口号提出以来，摆脱社会桎梏，回归自然乐土就成了人们精神追求的目标，也自然地成为追求个性自由的19世纪浪漫主义作家们的情感支撑。霍桑作为其中的一员，也不例外。从某种意义上说，《红字》是一部描写自然性与社会性斗争的小说。霍桑将女主人公海丝特追求自然人利益的思想表现得淋漓尽致。她虽然自始至终都在胸前佩戴着代表惩罚与羞耻的红色“A字，但她却把这个耻辱的标记绣得光彩夺目,并成为“她进入别的女人不敢涉足的领域的通行证”。虽然在经历了这一惩罚后，她也试图让自己去融入这个社会，穿着最粗糙的料子和最灰暗颜色的衣服像圣母一般救济行善。在别人看来，她却是在为自己犯下的罪恶而忏悔，为胸前灼烧的红字而赎罪。而海丝特本人也是在力图做到这一点。但实际上呢？她给珠儿穿上最亮丽的服装，弥补对生活的热爱和幻想。在她与丁梅斯代尔相逢的森林里，毅然将红字摘掉仍在了林间，放下了束缚多年的乌黑秀发。为了拯救失去生活勇气的爱人，海丝特力劝牧师离开小镇，到自由美好的地方生活，去寻找一家三口的幸福乐园。

丁梅斯代尔惨淡而又短暂的一生也同样是他自身的社会性和自然性斗争的一生。这个受过良好的教育,文雅而持重的年轻牧师,在教区中担任至高的社会责任,是教区里德才出众的人物。表面上他充当着众人信服的、虔诚的牧师,置所应负的责任于不顾,内心虽也受着煎熬,但却能若无其事地布道,这说明他的社会属性一开始战胜了自然属性,并长达七年之久。然而追求正常人生活的渴望却一刻也未停止过,在与海丝特森林会面时“，你无法想象,我的心里多么害怕这次会面,又多么渴望它!”[1]一语道破其内心的挣扎。他在鼓起勇气接受了海丝特的怂恿,准备一起逃往英国之后,一时间,“整个教堂外观显得如此陌生,却又如此熟悉,致使丁梅斯代尔先生的头脑在两种想法之间摆动不已:要么迄今为止他只是梦中看到它,要么此时他是在做梦”。[2]这表明了他在追求自由、幸福的正常人生活与维护其原有的社会地位,名望之间摇摆不定，自然性与社会性在他体内短兵相接。但是他的自白却表明了与社会性的最终决裂“:我并不是你们当作是我的那个人!我已经把他留在那边森林里啦……,去吧,去寻找你们的牧师,看看他那消瘦的身躯,憔悴的脸颊,他那白皙、饱满突出、布有痛苦皱纹的额头是否像一件被丢弃的衣服那样被掷在那儿了!”[3]这表明丁梅斯代尔要与过去的自我社会属性的一面一刀两断，并终于在他做了激动人心的节日宗教宣讲之后撕下“牧师”的面纱,现出“情人”的本色。
珠儿本身作为一个“自然”情感的产物，爱的结晶来到世上，拥有与生俱来的自然属性，正如尼娜·贝姆教授所说“,她具有清教徒所竭力否定的一切自然的品质。”宛如卢梭笔下的爱弥儿。她洒脱地置身于教会和州政府的双重控制下，尽情地与太阳、森林融为一体，与松鼠、狐狸为友。在整部小说抑郁的气氛中，珠儿可以说是唯一的一个亮点，让人们能够得到暂时的轻松。但是，这种理想中的自然社会真的能使人们超脱痛苦，拥抱自由吗？霍桑在小说中给出了我们一个非常现实的答案。在他看来，人们崇尚的自然并非净土一片。自然拯救人类的力量也远非随人所愿。所以尽管海丝特和丁梅斯代尔很努力地做从社会转向自然的尝试，在森林中互诉衷情之后商量如何逃离令人窒息的波士顿去追求自由和幸福，然而最终这种美好的愿望却并未实现，牧师为其自然性的觉醒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海丝特在经历了命运的起伏与挣扎后最终还是回到了她一开始背受屈辱的地方。另一方面，珠儿虽然浑身充满了自然的活泼气息，但她却又始终是作为对海丝特的一种惩罚而存在的。在珠儿面前，海丝特会不停地想起自己的罪恶。甚至在森林中，当她摘掉红字时，珠儿却以一副独特的不容置辩的神情，指着她的胸前。让海丝特不得不又重新将那耻辱带上。在霍桑看来，自然的东西是美的，人们追求自由的愿望也是无可厚非的。然而人始终是社会的人，回归自然，幻想成为一个自然人是不切实际的。这也就是说，试图摆脱社会桎梏的自由是不可能实现的。自由最终是要在社会现实中靠自己去争取和完善的，无论这个社会是美好的还是残酷的。

二

与卢梭的“返归自然”相对应的，是随着资本主义文明发展而不断膨胀的人类征服自然的欲望。19世纪的美国，随着拓荒浪潮不断地向西推进及国内市场的扩张,工业和经济发展迅速。人类对于自然的开掘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代。这种浮士德式的征服一切改造创新的科学自由意识，霍桑也是持怀疑甚至否定态度的。在霍桑充满复杂矛盾的思想里，一方面，他直接或间接地抨击加尔文教对人性的毒害；另一方面，由于受清教思想根深蒂固的影响，他仍以具有浓厚宗教性的善恶观看待这个世界。因此，面对当时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科学技术的长足进步、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而带来的贫穷、流浪、道德败坏以及犯罪等新问题时，霍桑感到了茫然困惑，他认为技术的进步和机器的应用仅仅是破坏人的全面发展的“恶毒的精灵”。所以几乎每一个积极进步的科学家在霍桑的笔下都成为扼杀人性的恶魔。如不惜以亲生女儿比切莉斯作为试验对象的拉伯西尼医生；想方设法提炼药液以祛除妻子乔治亚娜脸上的胎记的艾尔默等，他们对科学的探求都最终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罗杰·齐灵沃斯在《红字》中一出场给人的直观印象就是“身体略有畸形，左肩略高于右肩”，而随着作者的进一步介绍，我们慢慢了解到齐灵沃斯是一个游刃于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的学者。为了使自己精通各门医学，抛家别妻，深入蛮荒旷野，饱受颠沛流离之苦。这样一位献身科学的人，在整个故事中却成为真正的恶的代言。他在探寻到海丝特的奸夫丁梅斯代尔之后，以医生的身份对其进行精神折磨实施报复。在漫长的七年中，殚精竭虑地对一颗痛楚的心灵进行剖析，并以此为乐事。

齐灵沃斯的行为，在霍桑看来是犯了天底下最大的罪——“不可赦免之罪”。受超验主义思想的影响，他认为人类的灵魂是神圣无比的，只有上帝才可以去洞察。这些所谓的科学家们冷漠无情地去探究别人的心灵，丧失了人类的本性。在这里，霍桑对齐灵沃斯的否定表明了他对科学的怀疑。齐灵沃斯的最终失败预言着人类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努力必然导致自身的最终毁灭。正如他在《胎记》中体现的“我们伟大的造物主母亲依然十分谨慎地守护着自己的奥秘，虽然她假装敞怀公开，但给我们看的只是结果，她只允许我们去毁坏，但不允许我们去弥补……”所以在霍桑眼里，人类的自由权利是不能无限膨胀的，要有节制，有规范。自然(包括生命)的奥秘非人类所能探究,人类必须按照自然规律,遵循自然的安排按部就班地操作。对于自然的征服欲和对于科学的痴迷只会带来道德的败坏和心灵的堕落而最终受到造物主母亲的惩罚。
受这种非理性科学观的影响，霍桑肯定的似乎是现代科学停滞状态下的一种平和的自由，其中寄托着他对人类永恒秩序的探求。其观念虽与同时代的“心灵回归”不无相通之处，其批判也不无偏激的一面，但不可否认，他对现代科学的审视却更为深刻。

三

我们说，霍桑是一个思想矛盾的统一体。清教思想中的“原罪”意识在其道德观中占据了核心的地位。从《红字》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并不关心海丝特是怎样犯下通奸罪的,牧师丁梅斯代尔又是怎样从一个神圣的牧师成为通奸罪的同伙的,对这些问题他要么完全不提出,即便提也只是出于对情节发展做必要交代而一笔带过。因为在他心目中,罪恶是人与生俱来的,不管人的美与丑、贫与富而客观存在着。无论是像海丝特这样善良的殉道者,还是象齐灵沃斯那样身体畸形,心肠毒辣的小人；无论是身处高官要职的州长,受尊敬的牧师,还是普通的罚场看客,几乎每个人都是有罪的。只不过有些人的罪恶是公开的,如海丝特；有些人的罪恶是隐秘的,如牧师丁梅斯代尔，而更多的人是有罪而尚未意识到自己罪恶的人。

那么，既然人生来都是有罪之身，如何才能被救赎得到灵魂的净化与自由呢？在《红字》中，海丝特在某种意义上就得到了这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提供整理，提供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代写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留学生论文，代写英文论文，留学生论文代写相关核心关键词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