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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男权话语的框架内,女性生理上的特点与所谓的女性气质决定了女性在社会中的社会角色,于是家庭成为女性问题中不可回避的一个焦点。女性主义的研究成果表明,所谓的女性气质以及由此决定的女性被限制于家庭中的社会角色,是男权意识形态的具体体现,而伍尔夫在《到灯塔去》一书中通过对家庭生活的描述与分析,试图帮助女性摆脱家庭的束缚,从边缘走向中心,为研究女性与家庭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文本。
根据唯物主义的观点,两种生产决定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1]人类自身的生产则决定了家庭在整个历史进程中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家庭,是一个能动的要素;它从来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随着社会从较低阶段向较高阶段的发展,从较低的形式进到较高的形式。”[2]摩尔根关于家庭的这段论述切中家庭的实质,以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到它。随着家庭形式的演变,女性在家庭中所扮演的角色也几经变迁,从作为血缘关系的唯一出处而占据绝对的统治地位到把自己从古时存在过的共夫制之下赎出来,而获得只委身于一个男人的权利,到被贬低、被奴役、变成丈夫淫欲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 www.51lunwen.org整理提供的奴隶,变成生孩子的简单工具,到现代婚姻一夫一妻制家庭中重新恢复往日的“权威”,从某种意义上讲,家庭可以折射出女性在整个人类历史进程中所经历过的命运变迁,而且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女性越来越成为家庭的象征,也越来越以家庭为标准来界定自己的身份,如“贤妻良母”,“贤内助”,“家庭主妇”,“相夫教子”,“夫唱妇随”。尽管家庭暴力从来就不罕见,女性依然会为了家庭而选择放弃,以追求家庭中的终极的幸福。即使在今天,这种自我放弃依然没有根本的转变。揭开家庭温馨的面纱,它对于女性究竟意味着什么?幸福的港湾,温柔的陷阱,抑或是窒息的泥潭?家庭是否是女性天然的终极追求?对这些问题进行理性思考,应该有益于人们对女性的走向提出更加积极、富于建设性的意见。
一、男权社会中女性的角色定位
人类最早的女性,恐怕要算上帝用亚当的肋骨造出的夏娃了。尽管人们早已进入了理性时代,对《圣经》的信仰不再停留于字面上,但在感情上对它的依恋却一如从前。《圣经》中的夏娃是一个虚荣下作、毫无抵御能力、幼稚但又充满肉欲的女人,她甚至经受不住一条蛇的奉承,听从了蛇的唆使而吞食了禁果。正是因为这个女人,男人才堕落了,人类也随之堕落了。从那一刻起,女性的角色便已经被划定了:女性应该是庄重的,应该是顺从的,应该听命于她的丈夫,应该为她的丈夫生儿育女(这是上帝对女人的惩罚,她必忍受生育的痛苦)。很显然,在人类社会的初始阶段,属于女性的社会角色便是妻子与母亲,然而《圣经》对于女人的描述实在有太多的漏洞,女人能够根据自己的常识和经验轻而易举地将其推翻。于是,众多的学者、专家便试图从生物学、人类学、心理学、精神分析学等不同领域证明女性相对于男性是劣等人。从生物学的角度看,不稳定性是女性身体的一般组织的极明显特征。比如钙的代谢,相对于男人,女人也表现出更大的不稳定性,加之,她们在经期和孕期还要失去大量的钙,因此,生理构造使女人容易出现内分泌紊乱,而内分泌紊乱会影响交感神经系统,造成神经与肌肉的控制失常。于是,女性被界定为“唯情”动物,她的“循环系统不稳定,容易激动,如流泪、歇斯底里地大笑和神经质等。”[3]而这些特征则决定了女性不是与参加需要付诸理性的较强的行动能力的社会生活当中,换言之,她们只适合呆在某个私人空间里,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 www.51lunwen.org整理提供将自己可能对他人造成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而对被排除在社会公共生活之外的女性而言,最体面的私人空间便是家庭。实际上,我们只要对这些所谓的事实稍加思考便会明白,由身体结构的不同所决定的女性生理反应,只能证明女性相对于男性而言需要承受更大的痛苦和牺牲,她们理应获得更多的尊重和关爱。事实上,女性也一直在为自己的权利不懈地抗争。正如波伏娃一针见血地指出的那样:“在所有的雌性哺乳动物中,女人所受到的异化最深(她的个体性是外部力量的牺牲品),同时她对这种异化的反抗也最为激烈。”[4]在人类学研究方面,列维·斯特劳斯在他的关于亲属关系的研究中指出,亲属关系起源于“人类社会的一个十分普遍的事实:一个男人若想娶妻,就必须由另一个男人直接地或间接地把一个女人出让给他;在最简单的情形下,另一个男人所处的地位是那个女人的父亲或兄弟。”[5]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读到这样的含义:由于在交换中,女人处于被交换的地位,这决定了女人只能被限定在一个内在的范围里,而不能和男性从事同样的工作,享受同样的待遇。女性对男性的依赖是绝对的。直到上世纪后期,关于性别角色模式的研究依然在证明着女性对男性的依赖。布劳维曼、沃格尔、布劳维曼、克拉克森和罗森克兰茨(1972)的研究报告,不断得出的结论是,“被认为成年人必不可少的特性———独立思考的能力———明确决定的能力———对行为负责的能力———是同男性结合在一起的,人们无法把它们想象为妇女自身的特点。”[6]女人相对于男人所表现出的低能以及对男人的依附在文学作品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无论是弥尔顿的史诗,还是卢梭的充满忏悔与哲思的自传,还是劳伦斯充溢着情欲的小说,甚至在某些女性主义者的文本中,女性特征一直被设想为软弱优雅的心灵、细致微妙的敏感和温柔驯顺的风度。正如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在十八世纪就尖锐地指出的那样:它们“都曾促使女人的性格更加虚伪、更加懦弱,结果是她们成为社会上更无用的成员。”[7]弗洛伊德的“阴茎嫉妒”理论无疑对女性被排斥在公共生活之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认为,女孩在看到异性的生殖器之后,意识到自己的生殖器只不过是一个丑陋的“阉割”后的伤口,她内心感到严重的错误,也希望拥有“那样东西”。这会导致女性严重的自卑情结,由此,弗洛伊德得出的结论是,“女性在身体构造上,天赋有对攻击主动性的压抑作用,并且社会也会加诸她们身上,因而产生了强大的被虐本能的发展,也因此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她们把那朝向内在的破坏性倾向,赋予性欲意义,而与被虐本能相互结合。于是被虐性,正如人们所说的,属于真正的女性气质。”[8]按照这一理论,女性的人格是不健全的,她们无法像男人一样,以一种自信、理性的形象面对纷繁复杂的外部世界,因此,女性被囿于家庭这样一个安静的空间中便成为理所当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 www.51lunwen.org整理提供然。尽管女性主义者对这些来自“科学”的“证据”不断地予以批驳,她们认为,科学的发现不仅取决于对自然的客观观察,而且取决于对生物体的感受。而“由于男性在变化多端的世界中,不断寻找以建立一种新的认知政治,”[9]从而使得科学、客观性与男性化之间的联系成为一种普遍的世界观。福克斯·凯勒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说,某一流行的科学观念成为理性和客观标准的依据,科学也同样为新的男性化观念提供了依据。现代科学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这一切都是与女性化的事物相对立的,所以,现代科学对自然和女性心有余悸。”[10]这就是为什么在经历了女性主义崛起之后的今天,整个社会对于女性的认识并未得到有效的改观的根本原因,美国新泽西州一位议员在十九世纪对女性提出的“希望”依然可以看成是今天这个社会对女性的态度:“在我看来,上帝在女性身上铭刻的是一种远为温和、文雅的天性;处于这样的天性,面对公共生活的骚乱和斗争,女性一定会有感于自己无能于此道而回避不迭。然而,她们肩负的是更加崇高、更加神圣的使命。那使命就是在幽静的场所里陶冶未来一代的情操。她们的使命是在家里,借助她们的恭维和爱意,去抚慰从生活的搏斗中归来的男人们的愤怒,而不是要亲自加入到这一斗争去,为那熊熊的烈焰加进一把干柴…”[11]对女性角色做出这样的定位,完全剥夺了女性实现自身更大潜能的可能性,然而这一切却是那样的冠冕堂皇,而扎在女性身上的这“温柔一刀”却迷惑了多少女性,让她们心甘情愿地远离充满了更多机会和挑战的外部世界,为家庭付出自己的一切。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女性逐渐可能走出家庭,投身到政治、经济活动中来,在各个领域也不乏成就卓著、声名远扬的巾帼英雄,但从女性整体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来看,即使是在发达的工业社会中,妇女的劳动依然处于整体经济的边缘,“妇女被赋予自己另外的世界———家庭。”[12]人们曾指望自动化技术能够消除男女两性在生产中存在的体力上的差别,从而使妇女加入公共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