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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圣经》和基督教传统中的绝望和拯救两者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绝望可以摧毁人对自己过分的信心,让人充分认识到自己内心的罪,从而在精神上向上帝开启,接受神的拯救。这一观念在中世纪到20世纪英美文学中都有所体现,在近代基督教衰落之后,又经历了种种演变:代写英语论文存在主义作家拒绝接受基督教的拯救观念,但是却继承了基督教传统的绝望意识;另外一些现代作家则从爱或者自我尊严感中寻求拯救或慰籍。尽管基督教传统中的绝望与拯救观念的宗教色彩在现代逐渐淡漠,然而在作家们表现的绝望和痛苦的后面,分明还传来对于超验的拯救的期盼和呼唤。

[关键词] 基督教; 绝望; 拯救; 存在主义; 爱; 个人尊严

李泽厚先生曾指出,在传统西方基督教文化中,“人们把人生的意义和生活的信念寄托于神(上帝),寄托于超越此世间的精神欢乐。这种欢乐经常是通过此世间的个体身心的极度折磨和苦痛才可能获有”[1]。的确,在西方基督教文化传统中,绝望有着积极的意义:绝望以摧毁人对自己过分的信心,让人充分认识到自己内心的罪,从而在精神上向上帝开启,接受神的拯救。我们从作为基督教源头的《圣经》文本中就能充分体会到这一点。
《圣经•旧约》大半是古以色列的历史,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他们所经历的苦难和绝望。《旧约》中的约伯是一个典型的受难者,他是一个好人,对上帝充满了虔诚。然而上帝却要考验他的信仰。考验开始后,约伯失去了他的孩子和财产,约伯没有抱怨。然后,上帝让他全身长满了毒疮。渐渐地,他陷入了绝望。他开始抱怨上帝。然而,在他最深的绝望之中,他突然用一段话表达了他对上帝的坚强的信念:
我知道我的造物主活着,
他最终必定会站立在地上。
我自己的躯体被摧毁之后,
必然在肉体之外看见他,
我一定会亲眼见到他,
是我自己,而不是别的人。
我的心是多么热烈地盼望着。
(《约伯书》19: 25-27)
在《约伯书》中,约伯有关为什么好人会受难的问题并没有得到上帝的解答。而他最终认识到,在这个世界上同上帝保持一种亲密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约伯书》的作者想要指出的是,我们不能解释所有生活中的奥秘之事,然而我们可以通过经历绝望去认识上帝,这种认识———也就是这种同上帝的关系———会支持我们去面对逆境、去迎接神的拯救。在《新约》中,耶稣是最重要的受难者。基督教不同于世界上其他宗教传统的一点就是它同受难的关系。在世界上的主要宗教中,没有哪一个教主像耶稣那样蒙受羞辱和苦难;没有哪一种宗教的信徒像基督徒那样,把教主被钉在十字架上血淋淋的尸体作为崇拜的对象。甚至耶稣自己在他巨大的痛苦之中也经历了绝望的时刻。当他在十字架上快要断气时,他悲哀地喊道:“我的主,我的主,你为什么要抛弃我?”然而,正是通过耶稣的受难和死亡,人们的罪才得到了赦免。耶稣的受难是为了高尚的目的,他经历的绝望,其意义是积极的。
保罗在《新约》中的有关看法对基督教传统对绝望的理解有着最深刻的影响。他认为上帝使人们绝望是有目的的:绝望是为了唤起人们对罪的认识,让人们去寻找神的拯救,这一种绝望被称为“虔诚的忧愁”(godly sorrow);而另一种绝望他称之为“世俗的忧愁”(worldly sorrow),怀着这种忧愁的人过分关注自我,不去寻找上帝的恩典:“上帝善用忧愁改变人心,使人得救,这是用不着后悔的!可是世俗的忧愁会让人死亡。”(《哥林多后书》7: 10)
早期教父们把“世俗的忧愁”视为一种罪恶,而不仅仅是一种病态的情绪。中世纪以来的文学中对“世俗的忧愁”有许多的描写。例如,乔叟的《牧师的故事》(见《坎特伯雷故事集》),道德剧《人类》(Mankind,大约作于1465年),托马斯•萨克维尔(Thomas Sackville)所著的《法官宝鉴》(Mirrour of Magistrates, 1563)的前言,斯宾塞的《仙后》(第一卷第九章)和班扬的《天路历程》中被拟人化的绝望等,都对与“世俗的忧愁”相关的绝望有生动的描写。不过,这一类绝望不是本文探讨的重点。本文着重讨论的是与“虔诚的忧愁”相关的问题。
在宗教改革时期,人们对宗教绝望的问题给予了很大的关注。17世纪的散文作家罗伯特•伯顿(Robert Burton, 1577-1640)的《忧郁的剖析》一书就有专章叙述宗教的忧郁症(第三卷第四章)。当时的基督教认为,斯多葛哲学鼓吹的人可以在精神上自给自足的理想仅仅是幻觉,要接受神的恩典的拯救,就必须摧毁这种幻觉;人只有在认识到深陷于罪孽中的自我无力自拔时,才能接受神的恩典。当时尽管英国各教派有诸多歧见,但是他们对人性的理解基本上是一致的。他们认为由于人类始祖的堕落,人性已经败坏。如果说人缺乏摆脱罪的力量,那是由于人的理性本身已经无法克服人反叛上帝的内在倾向。正如弥尔顿在描绘亚当和夏娃在堕落后的精神状况时所指出的那样,人的肉欲已经压倒理性,占据了统治的地位:
理性
已经不能统辖,意志不听她的命令,
两者都屈服于肉欲,肉欲由卑微
上升、夺位而君临至高的理性,
自居于优胜的地位。[2]
在英国教会的《三十九条信纲》第十条中,对人性的这种看法被作为正统的基督教教义再次加以肯定:
在亚当堕落之后,人的状况是这样的:他不能通过自然的力量和善行去达到信仰,去回应上帝的召唤。因此,如果没有上帝的恩典,我们是没有力量去完成善行,没有力量被上帝所接受。[3]
也就是说,人生活在罪恶之中,完全无法自我救赎;只有当人意识到这一点,陷入深刻的绝望时,才能向上帝开启自己心扉,才能接受上帝拯救。对于这一点,加尔文在他的《基督教原理》中说得更清楚:
如果我们不深深地怀疑自己,我们就不会对上帝有足够的信心;如果我们先前不是低沉沮丧,我们的心现在就不会在凭借上帝高扬;如果我们没有经历悲苦,我们就不会得到上帝充分的慰籍。所以,当我们完全对自己失去了信心,把上帝的善作为唯一的依靠时,我们才作好了接受主恩的准备。[4](第三卷第12章)
马丁•路德同加尔文一样,也强调人的意志的软弱,这是他和加尔文同人文主义的领袖人物伊拉兹马斯的重大分歧之处。路德认为经历绝望是接受神的恩典的先决条件。他说:“我本人不止一次被抛入绝望的深渊,我有时甚至希望我不是生而为人。后来我才认识到,绝望有多么美,在绝望中多么接近上帝。”[5]作为清教徒的约翰•班扬在《天路历程》一书中也呼应了加尔文的观点。如大无畏先生杀死巨人之后,女基督徒问他在同巨人搏斗时心里是否害怕。大无畏说:“我的本分是对自己的能力不抱丝毫的信心,那样我才能信靠那位比一切都强大的上帝。”[6]17世纪的诸多的诗人在他们的作品中都同宗教改革时期新教领袖人物的以上观念相呼应。
在约翰•多恩的《神圣十四行诗》第一首中,诗中的叙述者一开始时充满了绝望的情绪:他觉得自己日渐衰老,对死亡十分恐惧。因此,他大声地向上帝抱怨,要求上帝“现在就恢复我的健康”。然而,在绝望之中讲述自己的故事时,他逐渐认识到,这一切的后果都是他自己的罪所造成的。因此,他最终向上帝开启自己的心:“你的恩典可以让我飞升以摆脱魔鬼的手段, /你像磁铁吸引着我铁石般的心。”这一时期最著名的宗教诗人乔治•赫伯特的《项圈》(The Collar)一诗与上面讨论到的多恩《神圣十四行诗》有些类似。诗中的叙述者也是处于焦虑绝望之中,他拍桌高声叫骂,指责造物主造成了他的悲惨命运。他越说越气,越说越凶。正在这时,却突然听到上帝的呼唤:“孩子。”他赶紧应声答道:“我的主啊。”可见叙述者在绝望中一直期盼着上帝的眷顾。赫伯特的另一首诗《复活节之翼》(Easter Wings)也很生动地表现了绝望和拯救之间的关系。这首诗是图形诗,全文是这样的:
主啊,你创造人类,赋予他们的生命以丰富,
虽然人愚蠢地失去了你的赐予,
越来越堕落败坏
直到他变得
那样糟:
与你同在
让我向上飞升
像云雀,悦耳地
赞美这一天,你的胜利:
那么,我以前的堕落只让我更快地飞升。
在少年时代,我的心中充满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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