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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移民去美的华人英语作家,还是在美出生的华裔作家,他们的作品都离不开凸现族性特色的中国。这个现象看似很平常,因为同是中华子女当然对祖先故国念念不忘,然为何用他国语言书写母国人事,且始终不愿脱离,倒是令人极为好奇的。按赵毅衡先生的说法,美国华裔文学和华人文学各有一位祖师母,水仙花(Sui San Fa)和德龄公主(Princess Derling)[1](P1)。前者的短篇集《春香夫人》主要描写中国血统的女子在西方的处境,强调母亲传给她的中国文化精神的重要性;而后者因其特殊的身份,写了许多清宫秘史在西方大受欢迎。从这两个祖师母传承下来的两种文学模式也大致定型了,华裔作家喜好探讨身居两个世界之间的尴尬和困顿,他们笔下的中国充满了民间情趣、民俗遗风。

黄玉雪、汤亭亭、谭恩美等人的作品便是典型例子。从这群作家的主体特征来看,他们都有个文化的“依母脐带”,心中都有一个会讲故事的母亲,从那里他们汲取了丰富的中国营养,延续了中国的文化精神。然而他们的作品似乎只是为了给美国人提供一些中国人生活习性上的特征而已,尤其是早期的作品如黄玉雪的《华女阿五》,虽然是自传,文中却运用大量篇幅介绍唐人街的生活,尤其是对中国饭菜的做法、名称以及各种配料的详细说明。在描述唐人街的各种节日如春节、中秋以及婚丧嫁娶等风俗习惯时,黄玉雪还不忘将在美华人跟中国人习俗上的某些差别进行比较。

如果撇开她自身的经历,我们完全可以将之看作是四十年代唐人街的导游指南,也可以把它当作描述二战前后在美华人生活状况的人类学文献。同样,汤亭亭的《女勇士》中也向白人读者揭开了许多五六十年代唐人街生活的秘密,他们吃各种各样的东西,他们用假名字隐瞒真实身份,他们重男轻女还实行包办婚姻等。出版时,这些作品的包装通常是别具中国特色的,封面上依旧画着留辫子、裹小脚的中国人,封底评语很可能是“这是一个真实的唐人街故事,引人入胜!”很多小说被贴上“传记”的标签①,因为故事的真实性和他者性(oth-erness)能够迅速攫取白人读者的好奇心。和早期的黑人文学类似,美国华裔文学也没能摆脱被作为社会政治学教材的命运,被当作少数族裔研究的文献资料。也难怪雷祖威(David WongLouie)抱怨说:“我们好像不被看成是作家,而是人类学中的什么主题。”[2](P2) 而用英文创作的华人作家似乎也可以同样抱怨“我们好像不被看成作家,而是政治学中的什么主题”。这些作家用英文写中国故事,与华裔作家相比,他们不需要一个会讲故事的母亲作为文化遗产的传递者,中国就根深蒂固地根植在他们的体验世界里,完全不可漠视。

现代中国经历了无数次战争和政权的交替,他们笔下的中国自然也避免不了政治性。德龄公主的《御香缥缈录》和《瀛台泣血记》描摹了慈禧、光绪统治时期内忧外患、时局动荡的中国。蒋希曾的《中国红》(China Red)则以其普罗文学的特征描写了二三十年代中国的革命情势。林语堂的《京华烟云》、《风声鹤唳》也都折射了现代中国历经的重大变革。其后更有黎锦扬、聂华苓、张爱玲、哈金等作家书写反映国内战争、解放后大陆各种政治运动的作品,文革背景的自传式作品更是在90年代的西方盛行一时②。作品要获得主流出版业和读者的接受就必须具有独特之处,同时也受到当时的美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德龄公主的清宫秘史的走红与当时西方各国对光绪改革的支持态度密不可分;林语堂的抗日小说自然能够广泛引起当时已和中国结盟的美国人民的同情和关注;而五十年代后受美国反共政策影响的出版业对反共题材的华人文学投以极大的兴趣,这种兴趣至今仍很浓厚。张爱玲的《秧歌》和《赤地之恋》便是在美国新闻处的赞助下完成的,这两部小说能在英美出版纯然是以其反共题材取胜的,而此后她较为得意的作品《怨女》的英文版《北地胭脂》却遭到出版社的拒绝便是对此的最好反证③。於梨华曾以一个凄美的中国爱情故事《扬子江头几多愁》在美国获奖,而她用英文写的留学生系列小说却屡次遭到出版社的拒绝,最后愤然转向华文创作,她的切身体会是:“出版商只对有东方异国风情的东西感兴趣,而我则想写中国移民在美国社会的痛苦挣扎和奋斗过程。”[3](P169)

言下之意自然是很清楚的。在美国的受挫倒不是因为作家自身的素质,题材的选择或许要几经考虑的。知名的美华英语作家如黄玉雪、汤亭亭、谭恩美、林语堂、黎锦扬、包柏漪、闵安琪、哈金、陈达等,他们或赢得主流评论的各类奖项,或作品荣登美国的畅销书榜,都可谓名利双收。将他们的成功与张爱玲等的失败相对照,我们都不禁要质疑:是否他们的成功有一定的模式可循,是不是自传(或家族史)+奋斗、政治+苦难、国粹+家丑的模式就能够获得主流读者的认同?而又是在何种程度上,美华英语作家和东方主义合谋以满足美国主流的期待视野?他们何时才能甩掉标签成为作家,而不是“华人作家”或“华裔作家”呢?这些问题的提出,并不是要否认美华英语文学业已取得的成绩和众多作家对美华文学所作的贡献,笔者旨在揭示在美国大力提倡的多元文化主义的前提下,美华文学的发展并不自由。正如华裔评论家林玉玲所说的:“当代美国文学的感受力是建立在盎格鲁文学共同体的凝视基础上的。作为种族能指符号来阅读的亚美文学名著首先是那些成功地赢得欧裔美国读者的作品。成功地赢得主流编辑和读者意味着一种筛选过程,它提出了少数民族文化身份的内容,而这些内容要得到大多数欧裔美国人的许可才能合法化”[4](P151)。

大多数海外华人作家对此都深有体会,2002年12月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亚裔研究系主办了“开花结果在海外:海外华人文学国际研讨会”,会上就有加拿大华人作家张翎和澳洲华人作家欧阳昱提出要突破中国人做“中国菜”的局限,强调跨越种族、地域的藩篱,书写普遍的人的故事。[5](P113)其实早在十几年前,丛就曾经以“人的故事”为题,指出“中国意识”对海外华人作家的约束,同时也揭露了主流文化圈对族裔作家的排斥情绪,“对一些可用英文写作的人来说,如果他超越自己的ethnic back-ground(种族背景),不写中国人,而写universalman(普遍的人),他是不是能被接受且有可信性?”[6](P19)对于这种局限或约束,每一个海外华人作家都了然于心的,只是他们无力挣脱,也无法摆脱作为一个“陌生人”的命运。尽管他们总在抱怨自己的作品没有被视作真正的文学艺术,他们也渴望能够挣脱束缚谋求更大的发展,但为了生存、获得承认,他们似乎并不愿意脱离种族背景去寻找新的创作题材。亚美文学研究者张敬珏(King-Kok Cheung)不无同情地分析了这种两难境地,“美国少数族裔作家通常由其作品中的族裔题材而被界定,那些致力于其他主题创作的作家极少引起主流评论界的关注。因此,亚美作家也无心去探索新的主题。”[7](P19)亚美作家被迫的消极姿态形成了作家与主流意识形态或读者期待之间的潜在合谋,也即为迎合西方读者的东方主义心态或者美国主流意识形态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压制和敌对情绪,美华英语作家不得不采取相应的策略为跻身主流而努力。

二、美华英语作家的选择

美国出生的华裔作家起初对自己的华人传统并不热心,许多作家都将之看作阻碍自己成为真正美国人的绊脚石,非常渴望能彻底摆脱其影响,这在汤亭亭、赵健秀、谭恩美等人的作品中都有明确的表露。他们笔下的中国往往代表了落后、陈腐、专制的过去,而西方则代表现代、先进和自由,这种想象无疑符合了近代以来西方对东方的刻板印象。《女勇士》集中批判了中国的父权文化,无名姑妈、月兰姨妈以及“我”的沉默全都因为中国的厌女文化导致的,“女娃好比饭里蛆”、“宁养呆鹅不养女仔”等。于是“我”奋起反抗竭力为自己争取自由,为沉默的她们平反昭雪,然而叙述者作为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提供整理，提供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代写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留学生论文，代写英文论文，留学生论文代写相关核心关键词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