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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话人关联性”（相当于“最大关联”）。S & W缺乏足够的具体语言例句（S & W，F35——何自然、冉永平之“导读”）。 上面第7条若用我们的“言语合作性的语用标记关联模式”来考察（见表1），话语为最大关联时便是无/弱标记式，合适度为“最大/大”，双方付出的心力为“最小/小”；最佳关联意味着无标记式，合适度为“最大”，双方付出的心力为“最小”；其他为标记式，其中，弱关联为弱标记式，合适度为“大”，双方付出的心力为“中”；中（等）关联为中（等）标记式，合适度为“中”，双方付出的心力为“大”；不关联为强标记式，合适度为“（最）小”，双方付出的心力为“（最）大”。 4. 结论——我们的建议 合作原则的4条准则是根据/仿照德国哲学家康德的同名概念建构的解释人类言语行为的理论。（何兆熊等：166）据Grice说，它也可以解释其他协作行为。（见§1）由于“合作”符合我们的直觉，加上其理论的哲学根源和自身的相对完善性，一直是哲学界、语言学界尤其是语用学界引用、讨论的热门。当然，正如任何理论都有瑕疵一样，CP也有不足，于是得到了新格赖斯主义的补充、发展和完善。那么，哪一个可以作为新格赖斯理论的代表呢？礼貌原则既然是补充性的，是二级原则，即从属于合作原则，我们应该把目光转移到2原则、3原则或1原则上来。Horn的2原则受启发于Grice和Zipf（1949）的“省力原则”（Principle of Least Effort），后来也启发了Levinson的3原则，后者仿效了2原则的模式甚至概念，克服了理论的解释力不足的缺憾，提出了较完善的一般会话含义推理机制，其“涵盖面比Grice的四准则要广，解释力要强”（何兆熊等：179），我们认为，它也胜过Horn的2原则。关联理论不仅是对合作原则的发展，而且是解释整个人类交际和认知的，具有哲学、认知心理学、语义学和语用学理论基础的，“易读不易懂”[19]的（学科）理论。RT对交际、语境、认知、明示、互明、推理、含义、交际意图等现象/概念的解释都是很有见地的。但是，由于它与CP的历史和理论渊源关系，由于关联性的主观性、模糊性、动态性、梯级性（以及标记等级），RT对显义和交际意图的推理具有很大的不定性、或然性，很难说它白璧无瑕或可以代替CP。总之，人们对新格赖斯主义有不同的意见。例如，Richardson夫妇（1990）就不赞成关联理论。Carston（1998：197-211）却认为2原则和3原则不如1原则的RT，姜望琪（207页）持与她相反的观点。 我们认为，倘若保留CP的合理核心，加上人际修辞的PP的跨文化共性，Horn的语用分工和荷恩梯级含义，Levinson的常规理解和一般会话含义推理的方法论，RT对交际的宏观的、哲学的、认知的解释，最后把它们的“和”置于“言语合作性的语用标记关联模式”里，给予语用标记（价值）的诠释，对交际的解释就更有说服力。再把该解释的合力运用于对交际中含义的推理（机制）、含义化/含意化、语法化、语用（形式）化等问题[20]的论述，以使语用推理的学科日臻完美和科学。 最近论及“合作”者有钱冠连（1989，1997）、廖巧云（2005）、金立（2005）等。钱（166-81）提出“合作不必是原则”和代替合作原则的“目的-意图原则”。他“认为合作原则摆脱不了不合作”，在量、关系、方式、质方面都存在不合作现象。笔者认为，Grice和Searle的理论都是意图或意向性（intentionality）理论，合作与否与意图是一致的。再者，钱的原则也摆脱不了无目的或无意图，或者目的、意图不明确的情况。廖的C-R-A模式就是糅合合作原则、关联论和顺应论的优点而成的解释交际的理论框架。她尽管指出了合作原则的不足，还是申明“合作是成功交际的先决条件”（vii-ix页）。会话者可能合作、欠合作或不合作，因关联性的强弱，可能需要可能不需要隐性或显性的顺应。金立的书是以认可合作原则为基础的。他说（60-5页）的“完全合作、一般合作与不合作”现象相当于廖的“合作、欠合作、不合作”。他也承认钱的观点是“独特新颖”（46页），然而其基调是质疑和发展。他使合作原则和言语行为理论联姻，产生出“语谓合作、语旨合作、语效合作”（113-51页）。对该原则在企业经营（199-253页）和人机对话（254-77页）中的作用之讨论颇有意思。 除了合作原则，交际可能还遵循着其他语用原则（如幽默原则、调侃原则、反语原则、借代原则、隐喻原则等），而遵守CP不能确保遵守或违反其他语用原则，而遵守或违反CP的准则（尤其是质准则和方式准则）常常与隐喻手段（如明喻、暗喻（亦称“隐喻”）、换喻、借代、双关、隐射、拟人等）有关。因此，CP以及新格赖斯主义如何更有效地单独或联手解释交际的模式，借用不借用“言语合作性的语用标记关联模式”，有待进一步研究。 主要参考文献 1. Blakemore, D. 1987. Semantic Constraints on Relevance[M]. Oxford: Blackwell. 2. Blakemore, D. 1992. Understanding Utterances: An Introduction to Pragmatics[M].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3. Blakemore, D. 2002. Relevance and linguistic meaning: The semantics and pragmatics of discourse markers[M]. Cambridge: CUP. 4. Brown, P. & S. Levinson. 1978/1987. Universals in Language Usage: Politeness: Strategies in Social Interaction[M]. Cambridge: CUP. 5. Grice, H. P. 1975. Logic and conversation[A]. In P. Cole & J. Morgan (eds). Syntax and Semantics,Vol. 3: Speech Acts[C]. NY: Academic Press: 43-58. 6. Gu, Yueguo. 1990. Politeness phenomenon in modern Chinese[J]. Journal of Pragmatics 14: 237-257. 7. Horn, L. 1984. A new taxonomy for pragmatic inference: Q-based and R-based implicature[A]. In Schiffrin (ed). [C]: 11-41. 8. Horn, L. 1988. Pragmatic theory[A]. In Newmeyer (ed). [C]. Vol. 1: 113-45. 9. Leech, G. 1983. Principles of Pragmatics[M]. London: Longman. 10. Levinson, S. C. 1987. Pragmatics and the grammar of anaphora: a partial pragmatic reduction of binding and control phenomena[J]. Journal of Linguistics 23: 379-431. 11. Levinson, S. C. 1989. A review of relevance[J]. Journal of Linguistics 25: 455-72. 12. Richardson, J. & A. Richardson. 1990. On predicting pragmatic relations[A]. Proceedings of the 16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提供整理，提供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代写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留学生论文，代写英文论文，留学生论文代写相关核心关键词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