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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英语产生于国际英语对中华文明和华夏社会的描述，也源于中国人用英语来描述自己与世界，它是国际英语的拓展与延伸。中国英语以标准英语为基础，但在语音、词汇、语法、语篇等层面上具有自身的特点。通过从语言，文化与思维的关系探讨中国英语的语篇特点，进而说明中国英语是英语与中国文化结合的产物。　　作为人类的重要交际工具的语言总是处于不断运动变化的过程中。语言的接触，必然引起语言的变异，英语这一国际通用语的迅速国际化必然引起其广泛的本土化。“英语族”(Englishes) 这一概念的出现反映了当今英语的变化。英国英语和美国英语不再被认为是仅有的两种标准英语，而只是在两个国家所使用的两种英语变体。　　文化的实质是特定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每个民族生活在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中，具有各自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因而也就形成了各自的思维方式。［1］41语言总是受到文化的影响，像镜子一样，始终反映着一个民族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英语在中国本土化的进程中逐渐打上了中国文化的烙印，而且正在形成一种独具特色的国际交际工具——中国英语。潘章仙指出，关注中国英语研究的学者都强调应从语音、词汇、句法、篇章等各层次来描写中国英语的特点，以求展示中国英语的全貌。［2］27中国英语语篇层面的研究是中国英语研究最为薄弱的一个方面。［1］40 　　　　一、中国英语研究述评　　　　首先提出“中国英语”概念的是葛传椝先生。他在1980年从翻译的角度指出：“各国有各国的情况。就我国而论，不论旧中国或新中国，讲或写英语时都有我国特有的东西需要表达。”但是他所说的“中国英语”仅局限于词汇的层次如“四书”(Four Books)、“八股文”(Eight-legged essay)、“翰林院”(Han-linyuan )、“双百方针”( Two hundred policies )等。［4］在这以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着英语在中国的变体。近20来年，对中国英语是否客观存在这个问题，不同的专家和学者持不同的观点和态度，但大多数人对中国英语现象持肯定乐观态度。汪榕培教授［5］指出“中国英语”是客观存在的，“中国英语”是中国人在中国本土上使用的语言；王宗炎教授［6］进一步指出“中国英语”存在的必要性：跨文化交际是双向的交际，而不是单方面的学习。改革开放是双向道，既要引进外国先进的东西，更要传播中国的文化；李文中［7］论述了“中国英语”和“中式英语”的区别，并且将“中国英语”定义为以规范英语为核心、表达中国文化诸领域特有事物、不受母语干扰；谢之君［8］等却认为中国人使用英语时，汉语的特征总会或多或少地带到英语中去……他们的研究将“中国英语”的界定从词汇延伸到语篇的层次。根据这些学者、专家的研究，我们可以认为“中国英语”是英语在中国的使用型国别体变体，是以规范英语为基础，表达中国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特有的事物，受汉民族思维方式的干扰，使用的英语具有中国特色的词汇、语篇和交际模式。　　对于李文中关于“中国英语”和“中国式英语”的定义，笔者认为有值得推敲之处。如果说中国英语不受母语干扰和影响，就没有所谓的中国特点的词汇、句式和语篇。说中国式英语是不合规范的英语或不合英语习惯的畸形英语，那么, long time no see、paper tiger这些已被人们接受的表达符合英语习惯吗？他们是属于中国英语还是中国式英语呢? 谢之君在1995年的文章中说，“中国英语和中式英语都存在中式干扰，两者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8］64 语言，作为人类特有的交际系统，总是处于不断变化和发展之中，中国英语也是如此。因此，中国人过去的中式英语，有的已经成为现在的中国英语，也许，在将来的某一天，今天的中式英语可能成为明天的中国英语。　　　　二、中国英语语篇特点的研究现状　　　　一种语言的语篇和话语风格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民族的世界观、价值体系和思维模式。英语变体之间及各变体与英语原型之间在语篇上有很大的差异。但是这一方面的研究还没有展开的原因的一方面可能是对英语语篇本身的研究不全面，难以找到类似的语法、语音那样的规律性结论，但是更重要的是英语语篇研究的现状只不过是反映了语篇研究本身的困难性。语篇是社会文化环境的集中反映，而社会文化环境是一个无所不包的概念。Bradbury曾说“文化这一词汇一直是多种忧虑的寄身之地…… 围绕着它的一直是无休止的争辩。因此迄今为止只看到P. Strevens提出在变体研究中应当包括话语规则，B. B. Kachru提出研究语篇内部联系，和有关某些英语变体文学文体特点的不同深度的探索”。［9］21 看来这正是一个基本上未开拓的研究领域。　　语言学家对语篇(text)或话语(discourse)的了解目前还很有限，从德国语言学家Harald Weinrich提出“篇章语言学”(Text linguistics) 的概念和美国语言学家Zellig Harris 1952年首次使用“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一词，不过四、五十年的时间，篇章语言学和话语分析作为一门独立科学的出现更晚一些。McCarthy认为话语分析60年代到70年代初才真正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因此，人们对语篇的了解程度远不如对句子层面以下语言单位的了解，所以谈论语篇问题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10］28 　　　　三、语言、文化与思维的关系　　　　德国语言学家、哲学家洪堡特（Humboldt）认为，语言不仅有表意能力，而且还有认知功能，是“一个民族进行思维和感知的工具”，每一种语言都包含了一种独特的文化和世界观。［11］12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说过，语言的背后总是有东西的。而且语言不能离开文化而存在，所谓文化就是社会遗传下来的习惯和信仰的总和，由它可以决定我们的生活组织。英国语言学家帕默也指出，语言的历史和文化的历史是相辅而行的，它们可以互相协助和启发。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语言和文化的密切关系：语言既是文化的一部分，同时又是文化的载体。各民族的文化既有共性,又有个性。任何一种语言都无法完全地承载世界上所有的文化内涵。不同的语言的表达形式都带有各自的民族文化烙印。　　语言和思维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语言是思维的物质外壳”，思维是通过语言来实现和表达的。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由民族文化因素（主要包括哲学、伦理学和美学）长期积累、沉淀而成的。对各民族来说，人们对客观现实的认识过程是基本一致的，思维是统一的。所以，不同的民族可以认识相同的事物。但是，由于各民族的历史、地理、社会发展不同，往往会形成不同与其他民族特有的对现实的认识、思维方式和习惯。语言和思维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人类的思维主要是抽象思维，它是以语言为中介来反映现实的。现实是思维的基础，也是思维所反映的对象，而语言则是思维的工具。思维看不见、摸不着，不具有直接的现实性，而语言则是思维的直接现实。思维离不开作为材料的语言，思维还支配着语言。就某一民族来说，千万年来世世代代将其现实的认识凝固成经验和习惯，借助语言形成思想又赋予思想以一定的模式，这就是本民族所特有的思维模式。　　　　四、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思维特点及中国英语的语篇特点　　　　正如王佐良先生所言：“不了解语言当中的社会文化，谁也无法真正掌握语言。东西方文化的最根本的差异在于渊源的不同。西方文化的主源有三：希腊文化、犹太宗教和现代工业主义……中国文化中绝大部分都是从祖宗那儿承传下来的，世界上还没有哪种文化像中国文化那样经历数千年的历史沿革，一脉相传到如今”。［12］50 中国深受儒家、道家和中国佛教的影响。英国的哲学背景则是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以及后来弥漫于欧洲的理性主义。　　中国的儒家哲学以“礼”为先，“礼”是礼仪、道德、规矩、传统等观点的总和。中国文化强调团体，在语言上就体现了以“we”为核心的语言特点，西方强调个体，在语言上也就体现了以“I”为核心的语言特点。比较下面两则中美领导人在两所知名大学的讲话。　　1. Harvard is a world famous institution of higher learning, attracting the best minds and bringing them up generation after generat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