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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及其余。争论双方不但各有其道理，而且各自道理中都隐含对另一方的否定，承认翻译既是科学又是艺术对双方都意味着承认翻译内部包含难以调和的矛盾。就科学而言，这意味着它必须正视“忠实的手段是叛逆”这个事实，即使是有限的叛逆；而艺术论则必须接受“在自我否定中实现艺术”这个痛苦的悖论。
翻译中蕴含的所有这些矛盾吸引了许许多多人们为研究它付出努力，同时也带给我们许多理论上的难题，许多被斥为“已经把我们折磨了不知多少遍”的“陈词滥调”。理论出于其内在逻辑的要求，当然要坚持不懈地建立一种体系，使所有矛盾都能在其中得到解释，但应该认识到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简单地降低“忠实”的要求，使其成为一个可选项，付出的代价太大。另外一个极端是割断手段与对象的任何联系，堕入完全的不可译论，可是这不但在理论上没有意义，也为实践所不容许。还有一种倾向是建立翻译中“艺术创造性与科学忠实性的辩证统一”。这种做法貌似深刻，却很容易流于浅薄皮相，结果可能只剩下一具思维定式的空壳，却把翻译中科学与艺术的矛盾本质掩盖起来。我们不否认两者之间存在着统一，例如它们都是为了实现“忠实”的目标；也应该承认两者之间一定程度的互相依存关系，但它们并不是一张纸的正反两面，不是同一事物不可分割的、相辅相成的两个侧面。它们是由于一些外在因素一翻译的“忠实”目标、其对象的特殊性质等一而产生了联系，这样在理论上它们就有可能矛盾多于统一，互相排斥多于和谐融合。例如，如果一篇译文单独看是一件成功的艺术品，它必然得益于许多科学因素，描述这种科学与艺术之间的关系可以用得上关于辩证统一的整套术语，但是从翻译科学的角度看这篇译文却仍可能因为没有做到忠实而是一个失败。不妨这样说，翻译中存在着两种科学，翻译的科学和一种类似于创作中的科学，前者可以包容后者，但却不像后者服务于艺术从而与之处于一种“辩证统一关系”之中。它以忠实为其最高目标并因此更多地外在于艺术。正因为如此，翻译理论“割裂性”地沿着语言学派和文艺学派不同方向发展才能各自取得目前已有的成就。探讨科学与艺术之间的关系必然会大有收获，但不能把问题简单化，否则无以解释理论界何以会有长期激烈的争论。
　最后，正是因为翻译中这些错综复杂矛盾的存在才给了各种理论发展的广阔天地，也奠定了翻译作为一门学科独立存在的基础，使它在和语言学、阐释学、批评理论等许多学科息息相关的同时又有其自身的特点，因而将成为这个人文交响乐中一部永恒的变调重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