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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忠实 ” 翻译标准在当今仍有大量的拥护者 ,但它的局限性是不容置疑的。 “ 忠实 ” 之所以依然受到多人的推崇是由于目前没有一个可行可信的标准来取代它 ,要彻底解构“ 忠实 ” 必须建构出新标准。翻译活动可以以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为指导 ,依据哈贝马斯交往合理性制定的翻译标准可以成为指导翻译活动的新标准。
     一、 “ 忠实 ” 的困惑
“ 忠实 ” ,曾是中外传统翻译理论的中心。我国的传统翻译理论中的 “案本 ” 、 “求信 ” 、 “神似 ” 、 “化境 ” ,国外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 ,奈达的“ 等值 ” 、 “ 等效 ” 等等 ,都强调译文对原文的忠实 ,只是或忠实于内容或忠实于风格或忠实于读者反映 ,或兼而有之。
     随着时代的前进 ,随着西方后现代文艺理论的引进 ,随着人们对诸多传统问题的反思和颠覆 ,自上个世纪 80年代后期开始 ,“ 忠实 ” 标准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国内译界多人都指出了这一现象:“ 当代译论最引人注目的新趋势是对传统的‘ 忠实 ( fidelity/ l oyalty) ’ 或者‘ 对等 /等值 ( e2quivalence) ’ 观念的重估 ”(汤君 , 2005: 51)。“近十年来 ,随着解构主义等西方翻译理论的传入 ,翻译的忠实观在我国受到了猛烈的冲击 ,其地位已岌岌可危 ” (孙致礼 , 2005:84)。     起初最引人注目的当属辜正坤的“ 翻译标准多元互补论 ” 。他直言:“ ‘ 忠实 ’ 这种漂亮提法 ,既属荒谬 ,还何必眷恋它 ?” (辜正坤 , 1989: 18)之后 ,谢天振直接用了“ 忠实 ” 的反义词“叛逆 ” 一词 ,指出文学翻译就是一种“创造性叛逆 ” ,叛逆者之一就是译者 (谢天振 , 1992: 30)。到了新世纪 ,王东风则对“ 忠实 ” 标准进行了一个彻底的解构:“ 两种语言的差异和交流注定了实际翻译过程中‘ 形 ’ 与‘意 ’ 的分离 ,这一分离也就意味着不本文出自www.51lunwen.org，在代写英语毕业论文与留学生论文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如果需要原创英语论文，英文论文请联系 QQ：949925041可译性和不忠实的必然。 ”(王东风 , 2004: 6)他运用解构主义和新批评主义的观点证明原文文本的原意根本是不确定的 ,“忠实体现原意也就只能是译者梦中的童话了 ” ,从而宣告了“ 忠实 ” 的终结。然而“ 忠实 ” 标准遭到种种质疑的同时 ,我们同样可以听到完全不一样的丝毫不容忽视的声音。刘重德说“ 所有理论家都主张翻译应该对原文忠实 ……”(刘重德 , 1994:13)。前文所提的辜正坤在摈弃了“ 忠实 ” 后 ,又以“ 原文 ”为“ 绝对标准 ” ,以“ 最佳近似度 ” 为“ 最高标准 ”(辜正坤 ,1989: 18)。还有彭长江的“翻译标准仍然只能是一元标准 — — — 忠实性法则 ”(彭长江 , 2000: 69) ,宋学智的 “忠实是译者的天职 ” (宋学智 , 2000: 49) ,孙致礼的“ 翻译应该尽量‘ 求真 ’ ”(孙致礼 , 2005: 84) ,刘全福的“原文意义原本是客观的 ,忠实于原作是译者的天职 ,而决不是什么‘神话 ’ 般的‘ 幻想 ’ ” (刘全福 , 2005: 19) ,余东的“ 我们今天还必须继续提倡翻译的忠实 ”(余东 , 2005: 18) ,甚至在意欲“ 终结忠实 ” 的王东风看来 ,“ 翻译的伦理 ” 应该是“ 近真 ” ,即尽可能接近原文 (王东风 , 2004: 9)。由此看来 ,相当多的译者和翻译理论家认为“ 忠实 ” 是不可丢的 ,即使“ 忠实 ”是不可能的 ,是“ 虚幻 ” 的 ,也仍然要坚持提倡“ 虽不能至 ,心向往之 ”(余东 , 2005: 18) ,或者至少要坚持“相对的忠实 ” 或者“ 近真 ” 。围绕“ 忠实 ” 而展开的这些令人左右为难的争论 ,显示了人们在新的多元文化语境下对于翻译这一重要文化交流方式的思考和困惑。 “ 忠实 ” 到底该去还是留 ,我们到底该何去何从 ,笔者在这里再次探讨“ 忠实 ” 的是非 ,并拟定出新的标准。
    二、标准的缺失
    道安在提出翻译应“案本而传 ,不令有游言损字 ”(道安 /罗新璋 , 1984: 26)的同时 ,也指出翻译之中“有五失本也 ” (道安 /罗新璋 , 1984: 24) ,这反映了中国译者自古代起就已清醒地认识到:译文要完全忠实于原文是不可能的。翻译涉及到两种不同的语言和语言环境 ,只要有翻译就会有变化 ,只有不翻一字才是完全的忠实。追求绝对忠实只会导致译者无尽的自责 ,纠缠于“ 信言不美 ,美言不信 ” 的矛盾中。那么 ,“ 相对的忠实 ” 或“ 近真 ” 呢 ?其实 ,不管是“ 绝对 ” 或“ 相对 ” 或“ 接近 ” ,有一点是一致的 ,就是原文文本是翻译活动的中心 ,人们孜孜以求的就是要使译文尽可能“ 逼近 ” 原文。这种翻译观对翻译活动有这样两个假设: 1 .原文本有一个确定的原意等着读者 /译者去发现; 2 .译者可以避免干扰尽可能忠实地表达这一原意。    然而 ,根据现代解释学的观点 ,每个读者都是带着由先有、先在、先识所构成的前理解走进一个新的文本的。迦达默尔 (Gadamer)认为文本理解活动在本质上是不同的视域融合。理解者带着前理解与文本中的视域相互或融合、或排斥、或调整 ,每一次过程都产生新的意义 (朱立元 ,1997: 279～280)。因此 ,意义不是原先固有的 ,而是生成性的。接受美学也认为意义不是一个现成的完整存在于文本中有待于读者去发现的一个东西 ,而是具有无限的开放性和多样性。伊瑟尔指出 ,文本充满了“未定性 ” 和“空白 ” ,即文本内在结构具有“ 召唤性 ” ,它不断唤起读者基于既有视域的阅读期待 ,让读者去填补空白、连接空缺、更新视域 ,从而产生新的意义 (朱立元 , 1997: 279～288)。这也就是为什么鲁迅先生在论《红楼梦》时说“经学家看见《易》 ,道学家看见淫 ,才子看见缠绵 ,革命家看见排满 ,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 ……”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则直接消解了意义的确定性。     他认为能指与他所要体现的在场之间有一种时空的延异( diffé rance)关系。意义总是处在空间上的“异 ” 和时间上的“ 延 ” 之中 ,而没有得到确证的可能 (朱立元 , 1997: 309)。除此以外 ,德里达还指出 ,意义仿佛播种人抓起一把种子 ,四处漫散撒开去 ,落向四面八方而没有任何中心 ,即“撒播 ” (朱立元 , 1997: 309)。他说文本的写作就是一个制造“ 踪迹 ” 的活动 ,这一踪迹随后就会与作为另一组踪迹的其他文本发生联系 ,这一过程可以无限地进行下去 ,因而意义是流动的 ,不存在该文本所关涉的最终意义 (王岳川 ,1999: 306)。
     事实上 ,翻译是一个权力操控的产物 ,并非在真空中进行。 “ 权力话语 ” 影响译者翻译的全过程 ,包括前文所提的译者理解原文的过程 ,也包括译者对他所理解到的意义表达的过程。事实上 ,译者在表达意义时 ,会更多考虑到读者的接受、社会的需要等权力话语因素。根据上文的论证 ,我们发现翻译的“ 忠实 ” 标准确实是错误的。但“ 忠实 ” 为何依然有大量的信奉者呢 ? 因为翻译是一种社会行为 ,它必须有一个标准来约束和指导这一行为。但是诸多译论在解构了“ 忠实 ” 标准的同时 ,却并未建构出理论上令人信服、实践中切实可行的新翻译标准。正如贺微所指出的 ,诸多新标准的提法要么仍然保留有“ 忠实 ” 的影子 ,例如辜正坤的“ 多元互补论 ” 、许渊冲的“ 优势竞赛论 ” 等 ,要么四平八稳 ,无法伪证 ,没有可行性 ,如郑海凌的“ 和谐说 ” 、杨晓荣的“ 第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