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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皮尔士的认识论思想———溯因逻辑,研究翻译过程中译者思维习惯的形成,结果指出,译者思维习惯的形成实质上是在猜测本能基础上的溯因推理—归纳—演绎的知识获得过程,即在现有知识基础上,译者首先本能地运用溯因推理做出假设,并在实际翻译过程中使用归纳来检验假设,然后再创造性地演绎出翻译规则和理论,最后内化为译者的思维习惯,使其翻译活动的潜意识程度得到提高,从而加快翻译速度。

一　引言
多元文化的交流、经济的全球化使翻译工作在今天比以往更加重要。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培训职业译者首先必须解决好其译文质量和交稿时效性问题,即如何在规定时间内高质量地完成翻译任务。本文认为要有效地培训职业译者,就必须把翻译的研究重心转到描写翻译过程以及译者本身。对翻译过程的理论研究,目前主要是从传统、语言学、交际学及认知心理学等角度来对其进行研究[1-4]。由于翻译过程就是心理过程,所以应当在心理学领域,特别是认知科学的框架之内进行相关研究。如果研究模式没有充分考虑译者的认知心理等因素,就无法比较全面、有效地描述翻译过程。本文认为皮尔士的认识论(溯因逻辑)思想作为一种认知科学理论,能够有效地描述翻译过程中译者思维习惯的形成。本文将着重探讨该溯因逻辑和译者思维习惯的具体内涵、二者之间的联系以及它如何解释译者思维习惯等问题。

二　皮尔士的认识论思想———溯因逻辑皮尔士(Charles Sanders Peirce, 1839-1914)是美国实用主义的创始人,此外,他在哲学、逻辑学、符号学、语言学、现象学、伦理学、科学哲学、科学史等研究领域也是一位先驱。皮尔士的认识论是多元化的,他不仅继承了理性主义的理论,而且提出经验主义的学说[5, 6]。他是理性主义和天赋观念的坚定提倡者。“在皮尔士的知识获得理论中,天赋/本能是基础,他的理性主义体现在他的‘猜测本能’(guessing instinct)思想中,而他的经验主义则体现在他的科学发现方法论(即‘溯因逻辑’思想)中,但是他同时又强调溯因推理就是一种猜测本能。”[7]传统逻辑学一般把逻辑推理分为两类:归纳和演绎。皮尔士在亚里士多德的apagoge(假设)的基础上于1868年提出在归纳和演绎推理之外还有一种独特的逻辑推理———溯因推理(abduction),刚开始他称之为假设(hypothe-sis),它既不同于从个别到一般的归纳,也不同于从一般到个别的演绎,它是“从规则和结果推导出情形的一种可能的推理,或者说是从结果到原因的推理”[8]。

溯因推理“建议某物可能是”(may be),它是形成解释性假说的程序,是导向任何新观念的唯一逻辑运作;归纳“表明某物实际上是起作用的”(actually is),能从个别性知识推出一般性结论;而演绎“证明某物一定是”(mustbe),能从一个纯粹假说推论出其必然的结论。根据Fann[9]的研究,皮尔士溯因逻辑的理论可分为前期的“三段论”(syllo-gistic)和后期的“推论”( inferential)理论,即科学发现逻辑/知识获得逻辑。在皮尔士看来,每个科学研究(或知识获得)由对“令人惊讶的事实”观察开始:第一阶段,溯因推理提出一个可能假设以解释事实为什么发生;第二阶段,演绎从该假设得出新结论;第三阶段,归纳对新结论进行检验[9]。皮尔士认为归纳和演绎是不够的,因为由它们推导出的东西不仅有限,而且无法推出崭新的观点。无论是归纳还是演绎都无法凭空进行,而是需要一定的材料作为基础,溯因推理是一种综合性和扩展性的推理逻辑,能够做出假设获得新思想为归纳和演绎作好准备;演绎是分析型推理模式,结论已经蕴涵在溯因推理出的假设中,没有新知识的产生;归纳只是对已有假设的实验证明。但这不意味着演绎和归纳不重要,如果没有演绎(理论推导)和归纳(实验手段),就无法证实溯因推理出的假设正确与否。皮尔士用一个严密的逻辑形式描述了作为知识获得的第一步———溯因推理[10]:(1)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C被观察到。(2)如果A为真,那么C会是一个不言而喻的事实。(3)因此,有理由相信A为真。这里溯因推理的作用在于提出假设,该假设的有效性还必须经过演绎的推导和归纳的证实。如果经过推导和证实发现这个假设与事实不符,那么得经过新一轮的溯因推理—演绎—归纳,直至获得新知识。根据皮尔士的理论,溯因推理既是一种理性的逻辑推理模式,同时又是本能行为,没有它,人类将无法获得新知识。

三　溯因逻辑与译者思维习惯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翻译已呈现出职业化的趋势,美国翻译理论学者罗宾逊(DouglasRob-inson)[11]认为职业译者和新手译者最大的区别在于他们自身翻译行为的潜意识程度。潜意识是一个含义相当丰富、复杂的心理学概念,指不明显、不露在表面的大脑认知、思想等心智活动。心理学家弗洛伊德曾用海上冰山来形容:浮在海平面可以看得见的一角,是意识,而隐藏在海平面以下、看不见的更广大的冰山主体便是潜意识[12]。结合翻译活动,潜意识具有储存记忆和自动解决问题等功能。在翻译过程中,潜意识能够经常诱发灵感思维,使译者突然获取非凡的或期待已久的创造性想象或译法,从而迅速消除译笔的滞阻,显著地加快翻译速度。对新手译者而言,翻译大多时候是一种有意识的分析行为;而职业译者在长期的翻译实践中形成了潜意识地解决问题的思维习惯,而翻译时潜意识行为占绝大部分。翻译过程事实上是一连串的大脑思维过程,思维对象是源语,思维结果是目的语,源语到目的语的转换过程与译者的认知环境密切相关,所以翻译事实上是解决问题的演绎过程。“一个成熟和理想的译者,必定经历一个前期的思维训练阶段,而在其具体的翻译过程中,已有的理想思维模式时刻影响着这一进程。”[13]下面本文就在社会学的思维习惯概念和翻译语言游戏理论的基础上运用溯因逻辑来探讨翻译过程中译者思维习惯的形成。

(一)译者的思维习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翻译界纷纷借鉴和运用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社会学的思维习惯等基本概念,为翻译研究注入灵感和新活力,引发对译者和翻译行为的新认识。思维习惯这一概念最早可追溯至古希腊时代。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谈到“摹仿”( imitation)时,认为“摹仿发端于人的幼年但却对今后的人生影响深远,并最终形成‘习惯’,构成‘第二性’(second na-ture),进而影响人的身体、声音乃至心智”[14]。很明显,柏拉图所指的“习惯”、“第二性”已经构成思维习惯形成的基础。在布迪厄看来,思维习惯是在实践经验中逐渐形成的一种“构成体系的定势”[15],构成了人的实践行为的核心,它处于“客观环境、历史、人的心理倾向三者互动关系的中央,从而提供了一个解释的框架,使我们能够全面地看待人类行为。”[16]那么,究竟如何定义“思维习惯”呢?约翰•汤普森(John B.Thompson)[17]做了很好的总结:思维习惯是一系列导致行动者以某种方式开展行为以及有所反应的定势。这些定势在不受任何“法则”有意识地协调或制约的情况下生成常态的实践、理解和态度。构成思维习惯的这些定势是被反复灌输而来,是结构化的、持久的、生成性的以及可变型的———所有这些特征都有必要进行简要的探讨。这些定势的获取是一个长期的教与学的积累过程。这些生成的定势显然是被结构化的,因为其不可避免地反应出习得过程中的社会环境条件。在翻译过程中,面对着源语文本,译者不是随机选择一种目的语文本,而是有一种内在的力量驱使促成他们的外在行为,使其找到一种自己认为最合理的译本,这种力量被称为译者的思维习惯。译者在实际翻译过程中体现出来的思维习惯及其外显而形成的翻译风格包括翻译的选材、翻译策略、译者主体对翻译本质的认识等等。丹尼尔•西梅奥尼(DanielSimeoni)借鉴了布迪厄的思维习惯这一概念探讨了译者的独特“习性”及其在翻译研究中的重要作用,指出“译者似乎长期以来就有一定的依赖性,而且乐于对文化、社会经济条件的依赖。译者这个第二性特征居然成为翻译活动评价尺度的一部分。”[18]

(二)“语言游戏”(language-game)语言哲学家维根斯坦(W ittgenstein )在代表作《语言哲学》(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中称翻译为一种“语言游戏”。丁达•戈尔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