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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研究发现:绝大多数大学生能激活文化图式;词汇量、语法和母语水平以及高风险回避现象在某种程度上制约其激活;建议教学中应交际法和传统的教学法相结合,强调外语学习与母语修养兼重。语用学研究的是特定情景中的特定话语,以及语言使用者的关系;[1]从语用角度展开对翻译的研究,则是语言学与翻译不断发展和相互渗透的结果。20世纪80年代中期Dan Sper-ber与DeirdreW ilson提出了关联理论,使翻译研究有了新的视角,时至今日,此理论已经成为语用翻译的指导性理论。他们的专著《关联性:交际与认知》概述出一条总的认知原则———关联原则,而且,两人进一步区分了最大关联性和最佳关联性。前者指话语理解时付出尽可能小的努力而获得最大的语境效果;后者指话语理解时付出有效的努力之后所获得的足够的语境效果。而翻译是一个认知推理的交际过程,译者应从潜在的认知语境中努力找出最佳关联,尽可能使原文作者的意图与译文读者的企盼相吻合。[2]哲学家康德于1781年首先提出图式论。Cook将图式定义为“语篇过程所必需的思想表达”。[3](P158)根据认知图式对客观世界的理解机制,人们的知识推理产生于连贯理解中的语义实位填充和对大脑知识结构的激活;[4]人们在理解、吸收输入信息时,需要将其与已知信息联系起来,即与已知概念、过去经历,即背景知识联系起来。[5]图式既有语言的,又有非语言的和文化的。关联论认为,人对世界的认识是以概念表征的形式存在于大脑之中的,这些概念表征的集合形成文化图式,而刘明东认为,文化图式指的是人脑中关于“文化”的“知识结构块”,[6]可以调用来感知和理解人类社会中的各种文化现象。

尽管表述各有不同,但两者均强调了文化图式在翻译中的重要性。国内很多研究集中在语际翻译上,均强调原文的背景知识对于寻找最佳关联、激活文化图式的重要作用,进而在建立起来的相关认知语境里,理解原文并准确表达出原文的信息和深层内涵。[7]; [8]本文则在排除“文化沟”的影响下,着重研究中文文化背景知识所起作用,设定以下调查目的: (1)英汉翻译时,如果文化图式不缺失,大学生能否建立、激活文化图式,找出最佳关联? (2)什么因素制约了图式的建立与激活?(3)其他可能反映出的问题。本文受试对象是河南科技学院机电学院应教041-2班,共61人。全部为来自职业中专的对口生,在教学过程中,笔者作为任课教师了解到经过一年的预备级学习,一半以上学生的英语水平能达到大学二级。所用材料为一篇240字左右的英语短文“The Donkey ofGuizhuo”。①; [9]鉴于受试学生的实际英语水平,提高针对性,选题最大限度避免文化图式缺失:《黔之驴》是一篇中学选读课文中的文言文,“黔驴技穷”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成语,此选材可为受试者提供最佳文化预设。调查分四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书面测试。按正规考试要求,发给每名学生一份试卷,要求在60分钟内交上翻译稿,由两名老师监考,不允许提前交卷。第二阶段,在规定时间结束后,将学生译文收上来,统一批改。②评分方法如下: (1)译文贴近原文,表达清晰,行文流畅,符合汉语表达习惯,无语法错误: 40-50分; (2)译文较切题,表达清晰,行文较流畅,符合汉语表达习惯,无太大语法错误: 30-39分; (3)译文基本贴近原文,表达尚清晰,较符合汉语表达习惯: 20-29分; (4)译文脱离原文,表达含糊,尚符合汉语表达习惯: 0-19分。第三阶段,问卷调查。问卷设计采用开放式调查问卷,对问题的回答不提供任何具体的答案,而由被调查人自由回答,以使调查得到比较符合被调查者实际的答案。为克服其意见比较分散,难以综合的缺点,还辅以半开放式问题形式,给出部分答案,选项末留以空格,由被调查者自行填写,以便更全面的了解实际情况。第四阶段,访谈调查。此方法方便灵活、回答率高,搜集的资料真实可靠,也可沟通感情,观察被调查者态度。分别从下述四类受试群体中各选出5名,共20名学生,参加随后进行的访谈。访谈采用半结构化形式,现场做笔记加上随后整理,详细调查、验证什么因素影响文化图式的激活。调查结果表明,听过《黔之驴》并在通读英文版全文后能将两者联系起来的有29+7=36人,占总人数的59. 2%,他们的得分也很高。可见这一部分学生能很好的在两个版本之间建立衔接关系,获得理解,并在有关语言信号的提示下激发相关知识进行判断推理。访谈中有学生提到“看到‘Donkey, tiger, Guizhou’后,头脑中已隐隐约约有头绪,通读全文时,虽然碰到很多生词,但不影响对主体的理解”。另外,这些学生中,有一部分在平常的考试中并不能达到A类水平,学生A的发言可表明这一点“换个类型,我不会考这么多。中文背景知识在此情况下100%起作用;若换成西方文学作品,也只起1%的作用”。

另一方面,C类和D类学生头脑中出现相应文化图式缺失,大部分得分偏低。备注中反映这两类中部分学生分值也较高,但这并非否定了图式论、关联理论对翻译的指导作用,因为笔者作为任课教师了解到他们的英语综合水平较高,所选材料对他们来说挑战性不大,即使无相关背景知识也可翻译出大意。可见,在具体的认知语境中,背景知识作为图式储存单位之一,原本是分立的储存在人脑的记忆系统中,一旦被激活便彼此相互联系、有机地叠加起来,进而大大地提高对语篇的理解。文化图式的影响不仅体现在语篇层面上,还涉及词汇层面。78. 7%的学生选择“情节、词根、上下文”相互印证的方式来处理生词,如“officious, divine, bray”等,他们也意识到寻找关联的过程也就是提取各种各样有效信息的推理过程。到此,我们可以得出暂时性结论:在英汉翻译时,如果文化图式不缺失,绝大多数学生能建立、激活文化图式,找出最佳关联。调查结果表明,文化图式不缺失的情况下,词汇量、语法和母语水平成为阻碍激活图式和语境最大化的首要因素。访谈也进一步证实了此结论,很多同学反映“单词量不足,语言组织能力差”、“不能找出最合适的中文句子”、“句子复杂结果不易理解”。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按字面意思翻译。英语词汇量研究是英语教学的重要内容,它对于教学目标的确定、教学计划的实施、教学方法的施行乃至教学内容的取舍具有宏观指导意义。此次调查反映出大多数对口生英语词汇量偏小,阅读速度慢、理解能力较差。桂诗春强调“词汇教学是外语教学的一个重要环节,不容忽视”。[10]

外语教师也应探索新的教学方法努力改善这一状况。另外,对口生的语法基础比较薄弱,尤其难于应付复杂的长句。访谈中他们都强烈要求老师应“定时进行词汇抽查,督促学生积极向上”、“也应细讲语法,传授翻译技巧”。近年来,随着交际教学法的兴起,传统教学法已被抛进边缘地带,但交际法完全适合中国教育现状吗? GuangweiHu曾撰文探讨了交际法在中国教育系统中可能面临的潜在文化抵制现象。[11]因此,对于传统的外语教学法,笔者认为,不能一概否定,它还有合理性,有适合中国国情的方面。不妨以交际法为主导,适时辅以其他传统的教学法,使新的教学理念同合理的传统教学法有机结合。桂诗春就介绍了一种关于词汇教学和语法教学的新观点———“词汇语法”,[10]强调语法和词汇不是截然分开的。应该对外语教师有所启示。笔者专门针对选择“胡乱译”的学生进行了访谈,发现还可从文化角度分析出另一影响文化图式激活的因素:高风险回避现象。中国学生对把握不太大的事情一般会试着回避、不去做,以免丢面子。[12]当问及“如果知道说的是《黔之驴》,遇到生词或难懂的语句为什么不敢按照其情节推测翻译?”整理出的结果如下:怕老师不会出这样的文章;既然见过,何必出呢?怕老师判错,感觉不会那么巧;害怕英汉情节有出入。在他们眼里,“胡乱译”的侥幸心理成了规避风险的手段。

3.其他可能反映出的问题母语,是主权国家民族尊严、民众享受文化权利的一个象征,但本次调查明确反映出多数对口生的母语修养亟需提高,主要体现在:(1)对中国文化传统背景知识匮乏。有学生把“The Donkey of Guizhou”翻译成“贵州驴”、“贵州的驴”、“贵州之驴”尚可接受,但有人将其译为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提供整理，提供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代写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留学生论文，代写英文论文，留学生论文代写相关核心关键词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