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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自己掌握与上帝交通的钥匙 ,由信仰罗马的 “可见” 教会 ,转而信仰《圣经》这一 “无形” 宗教 ,使基督教信仰真正成为一种纯洁的内心醒悟。
     威克里夫提出较完整的民族教会理论 ,根本否认教皇在英国享有司法权 ,反对教廷干涉英国社会生活 ,主张英格兰独立 ,要求建立不依附于任何外国势力的 “廉价的” 英格兰民族教会。他的思想与天主教会的正统观念背道而驰 ,而与日益觉醒的民族独立意识相合拍 ,与日渐高涨的反教主义运动合流。后来 ,他在他的学生的帮助下将《圣经》译成英文 ,这是导致民族教会的重要步骤。他翻译的英文圣经与他的同时代诗人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一起 ,共同奠定了英国文学语言的基础。威克里夫死后 ,在他的思想影响下形成了一个比他更激进的劳拉德派(Lollards) ,其主要成员为下层教士、绅士、商人和工匠。劳拉德派以地下活动方式存在着 ,他们为 16 世纪宗教改革运动提供了阶级基础 ,从而促进了英格兰民族国家的形成。在历史的转折时期 ,王权代表着秩序和民族 ,是新兴民族国家的象征。在封建关系解体和资本主义关系成长的过程中 , “基督教大世界” 普世主义逐渐被欧洲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取而代之 ,以新君主制为特征的民族国家 ,如葡萄牙、西班牙、法兰西趋于形成。所谓民族国家 ,就是以民族为支柱、以新君主为核心的独立主权国家。马克思指出:“这是从 15 世纪下半叶开始的时代 ,国王的政权依靠市民打垮了封建贵族势力 ,建立了巨大的、实质上的以民族为基础的君主国 ,而现代的欧洲和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就是在这种君主国里发展起来的。 ” 〔 6〕 ( P452)日益自觉地建立民族国家的趋向 ,是中世纪进步的最重要杠杆之一〔 7〕 ( P50) 。随着民族意识增强 ,新君主制产生 ,以及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发展 ,欧洲思想解放时代来临了。作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都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    随着城市的兴起和市民阶级的形成 ,王权与市民阶级在反对封建世俗贵族和教会僧侣的斗争中 ,在要求实现民族国家统一的斗争中达成一致。这是一种觉醒的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人文主义者对民族的向往表现为对王权的渴望和崇拜 ,如流放中的但丁和失意的马基雅维里都那么强烈地希望意大利有一个强有力的王权 ,实现意大利民族的政治统一。威克里夫、胡司、路德、胡登、克兰默、彼脱拉克、莎士比亚、拉伯雷、塞万提斯等 ,都是热情的爱国主义者和狂热的王权主义者。
     民族主义往往被认为是近代世界的一种巨大的、甚至是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力量。在宗教改革时代 ,宗教既成为一种涉及到每个人和整个民族的信仰问题,又成为一种关系到国家利益和民族前途的政治问题。宗教改革家力图建立一个个独立于罗马教廷的民族教会 ,这是建立民族国家的客观需要。宗教改革是世俗政权对僧侣阶级统治的反抗 ,实质上是早期资产阶级反封建、反教会、争取民族独立的解放运动。英国都铎王朝君主亨利八世、爱德华六世和伊丽莎白女王坚定地支持宗教改革运动 ,他们渴望摆脱罗马教廷的羁绊 ,使英格兰民族真正走上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宗教改革时代 ,一个国家是改宗新教还是继续信奉旧教 ,或者同时兼容新教和旧教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国王权与教会的关系。无论国家和民族 ,还是社会和个人 ,都与宗教问题密切相关,可以每一个重大社会问题都无法摆脱宗教的影响。如果把 16 世纪的所有问题归结到一起 ,用政治态度代替宗教信仰 ,用新君主制代替教权主义 ,用民族精神代替普世主义 ,那么错综复杂的宗教改革就容易为人们所理解了。
     四、英国独立民族国家的建立
     从近代意义上来看 , “民族发展是一个过程 ,据说它可以发生在这样的时候 ,即区域性文化特征开始失去社会意义 ,而且它们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 8〕 ( P3)的时候。在民族意识发展和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 ,王权既成为民族力量的化身 ,又既成为国家实力的象征 ,从而形成了以民族主义为特征的专制王权即 “新君主制” 。这是一种新型的国家政治体制 ,其基本特征就是以君主专制制度为核心、以民族为支柱、专制王权与民族国家利益结合在一起。王权把民族与国家结合起来 ,建立了 “民族国家” 。19 世纪 70 年代 ,英国辉格派史学家格林使用 “新君主制” (New Monarchy)这个术语 ,旨在强调约克王朝和都铎王朝所肇始、发展起来的君主专制政体 ,区别于传统的封建等级君主制:其一 ,英国 “新君主制” 的显著特征之一 ,就是用 “主权在王” 的民族国家概念代替 “主权在神” 的基督教信条、用专制主义的神权君主代替普世主义的神化上帝。其二 ,都铎时代 ,英国不但摆脱了封建内讧的长期困扰 ,建立起具有至上权威的专制王权 ,而且形成了以新君主制为核心的民族国家。其三 ,在都铎新君主制下 ,重商主义是专制君主推行一切政治、经济政策的根本指导原则。
    波拉德教授曾把不同时期的国家作出区分:古代历史基本上是城邦国家(city2state)的历史 ,中世纪史是普世世界国家(univer sal world state)的历史 ,而近代历史则是民族国家的历史〔 9〕 ( P3) 。都铎王朝时期 ,英国处于近代民族国家形成发展的关键阶段 ,如何巩固新君主制、提高英国的国际地位 ,是都铎君主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从宗教改革到海外殖民扩张 ,英国人为实现民族独立作出了不懈努力。宗教改革推动着民族国家意识发展 ,正如著名政治家托马斯 •克兰默所指出的那样: “我从未宣誓承认罗马主教在英格兰的权威 ,我从未承认罗马主教在这块国土上拥有司法权;我对国王宣过誓 ,我必须根据上帝的律法服从国王。根据圣经 ,国王是首领 ,在国王自己的王国范围内决不存在任何高于国王的外国人。教皇与国王相矛盾。我决不能服从两个主人。因为没有人能同时侍奉两个主人。你们说天主的钥匙交给了教皇 ,剑交给了国王 ,我则以为国王既有剑又有钥匙” 〔 10〕 ( P870) 。由于 “ ‘民族国家的兴起’ 已经成为欧洲近代早期政治思想中很少争论的老生常谈之一” 〔 11〕 ( P57) , 克兰默的宗教思想体现了以世俗统治权即新君主制为核心的英格兰主权国家(民族国家)的政治主张。     都铎时期新君主制与海外殖民扩张同步发展 ,是 16 世纪上半叶英格兰民族国家发展的最显著特点。就早期殖民思想而论 ,英国人把殖民扩张视为挑战外来权威压力、实现富国强兵的重要手段 ,反映了他们要求实现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的强烈愿望。著名殖民思想家哈克卢伊特指出: “殖民地将生产无法在英国生产的原料。它们将使英国摆脱对外国商品的依赖。它们将为英国制造品提供市场。它们将为英国水手提供培训基地。它们既成为懒散的士兵和水手的输出渠道 ,又成为英国穷人和失业者的出口渠道。 ” 〔 12〕 ( P102)政治家培根在《新大西岛》中强调英格兰民族的优越性和殖民北美的合理性,为其具有扩张性的 “海上帝国” 殖民思想作辩护。     当一个民族国家获得充分发展时 ,它就会意识到其他民族国家的存在。由于民族国家本身的独立性(主要体现为自私性和排他性) ,它便把别的民族国家视为实际的或潜在的敌人 ,因而想方设法限制它们的发展。早期殖民思想与民族国家意识合流 ,共同推进英国民族国家发展。当英国寻求对外发展机遇时 ,西班牙和葡萄牙便借助于罗马教皇之手 ,打击英国人的殖民扩张行为;罗马教廷通过行使所谓仲裁权 ,延续其不合时宜的、正在走向衰落的普世主义权威。为打破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垄断权和挑战罗马教皇的政治权威 ,英国民间自发的海盗行为成为获取海外实际利益的重要补充手段。从 15 世纪末期开始 ,他们加入海外殖民扩张活动的行列 ,其动机除了经济因素、宗教因素外 ,还有不可忽视的政治因素 ,就是反对一切外国人权威 ,推动民族国家朝着独立自主的主权国家方向发展。